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6)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儒学与政权的共生关系，超越性的宗教才无法渗透进政治中去。这就使得中国的政府可以容忍多种宗教在社会中的共存，只要它们不被政府当作潜在的农民造反的动员基础。
有相当长的时间里，学者们试图解释的是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中的变化和动力。其中一个关键的议题就是: 假如没有西方人的到来，中国是否真有可能自发地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尽管早先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否定的答案，而最近的研究，例如彭慕兰的著作所反映的，则倾向于给出肯定的回答。为了深入展开这一议题，看看韦伯是否仍然可以为近期的争论提供洞见，先让我们在布罗代尔所谓的市场关系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作一下区分。人，生来就想要活下去，而且想过更好的生活。如果他们有了剩余，或是认识到交换能够获益，他们就会有动力去生产和贸易。因此，在任何地方，只要社会能够产出剩余用于交换，而且政府又不完全禁止、没有能力禁止或是不能有效地禁止此类商业活动，市场关系就可以自发地生长。这只不过是人性的自然表现。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更主要的是政治现象，而非经济现象，离开某些结构性的条件，它就不可能繁荣发展。
对于资本主义兴起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经济史学家们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他们倾向于强调经济、技术和生态方面条件的重要性，诸如产权、复式记账法、资本主义的银行和信贷体系、不高也不低的人口密度(最高点不至于引发回报递减和生态灾难)，还要有某些关键性的技术，等等。这里我想说的是，尽管这些条件都很重要，要让工业资本主义运转起来，我们还需要一个对资本主义友好的国家，它可以提供法律、秩序、和平以及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所需要的其他公共服务。但是，问题在于，在所有的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宗教精英都对商人不抱有好感，其原因有三：(1) 经济力量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产生诸多较小的力量核心，并且鼓励人们四处移动，这两点都会削弱传统社会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2) 经济力量是一种实用性、工具性的力量，它鼓励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对之表示蔑视甚至憎恶。
(3) 经济力量也是一种发展性的势力。所有社会力量都有扩张倾向，但是没有什么力量源泉(甚至军事力量)能够像经济力量那样如病毒一般传播。经济力量的发展性质推动了一种线性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能颠覆所有以维持现状为导向的国家的立身之基。其结果是，很少有传统的统治者会喜欢商人，尽管他们自己也必然会卷入某种赢利活动。经济力量的上述三种特征及其相关后果意味着，某个地区要想实现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不受政府和宗教组织严密控制的强大且自发的商业阶级，以及教会或国家都无法阻止一种普遍扩散的“理性躁动”。如果我的分析不错，那么很显然，在18世纪，除了基督教欧洲，再也没有其他地方能够拥有上述各种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