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4)

然而，佛教追求的是来世，很难将之尊为一种可与儒家比肩的统治意识形态。此外，由于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这一时期的佛教势力迅速扩张，导致了政府税收明显递减，并且引发了频繁的佛教徒叛乱。因此，在魏晋南北朝后期，许多国家开始限制甚至镇压佛教活动(何兹全，1999，pp.402-403)。把佛教整合进政权结构的失败，使得非汉族的统治者看到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看到很多非汉族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思想的例子。然而，对中国发展进程产生长久影响的事件是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推行的自我汉化，其身后的谥号“孝文”的字面意思就是“孝顺和文化”。在孝文帝统治期间，他下令臣民采用汉人姓氏，强迫他们只说汉语，实践汉族文化。而且，他把都城从平城南迁到洛阳，还强迫鲜卑贵族与汉人通婚。
在政治上，他重用儒家学者，以汉代为榜样建立北魏的官僚制度和法律典章，宫廷以及其他典礼活动采纳汉代确立的礼仪和惯例。这些自我汉化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为随后的隋唐时代中国的统一开辟了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的游牧民族政权只统治了中国北方，而元朝和清朝(蒙古人和满人)则征服了整个中国。这两个政权在实现征服之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从而也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蒙古人在征服之前跟中国人的接触相对较少。此外，在入侵中国之前，蒙古人已经征服了西达小亚细亚和东欧的许多地区。由于上述地区也有着发达的文化，为了避免被中国人同化，蒙古人从那里带来高加索人来帮他们统治中国。蒙古人不必只依赖儒家精英来治理中国这一特征导致了蒙古人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掠夺性，因而也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抵抗。虽然元朝的奠基者忽必烈是一位很有能力、甚至慷慨大度的君主，他也努力想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帝国，但是在整个元朝，叛乱从来没有停止过。仅仅在建立89年之后，元朝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短命的主要王朝。
与蒙古人不同，建立清朝的满人在入侵之前过的是半农业的生活，跟汉人有广泛接触。而且，满人此前并没有入侵过其他文化发达的地区，因此也不能像蒙古人那样依赖异族精英来统治中国。最后，满人的军事力量也从来没有强大到如蒙古人那样的水平。他们征服中国时正赶上明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其军事上的胜利，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明朝降将。与蒙古人不同，满人在征服之后随即完全接纳了儒家政权的模式。这一策略极大地缓解了汉人精英对于外族统治者的抵抗，结果是清朝维持了267年的统治，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满人在统治期间也试图维持自身的特性和遗产，但是这种努力最终证明是徒劳无功的。从19世纪开始，满人的汉化过程加速，到20世纪，满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口语，使用汉人的姓氏，与汉人难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