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5)

概括而言，以上故事都揭示了儒家政权的弹性。游牧民族的征服者在征服之后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接纳儒家政权的模式以维持他们的统治，或者拒绝这么做。不过，这将会是一种“正反都输”(lose-lose)的局面，因为拒绝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得到儒家精英阶层的合作，进而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统治，而接受则会导致很快丧失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当然，一般来说，统治者似乎更关心自己的统治而非民族认同。这就是多数游牧帝国在中国会接纳儒家政权的模式，甚至主动让自己变成“中国人”的原因。这种“自我汉化”之举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疆土。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武将也总是会面临与外来入侵者同样的问题。在政权与儒家精英的结盟形成之后，中国的政府本质上被文官掌握。这种结盟在政治上并没有给武将留下多少合法地位。因此，军事势力就被边缘化了。儒家政权让人惊奇之处在于，即便是一个军事将领夺取了政权(宋朝的建立即为一例)，由于没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可以依赖，武将出身的皇帝仍需将其统治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寻求儒家学者的合作，由此开始了一个武将仍然没有重要政治地位的新王朝。此外，如果在某一王朝，武将权力过重成为一个问题，那么，继之而起的王朝政权会从中吸取教训。久而久之，各种分而治之、监督平衡的机制就会得到充分发展(武将的权力在宋代尤其薄弱，因为开国之君自己就是武将，是通过军事政变由下属拥戴登基的)。如此一来，结果是武将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多数时候保持边缘化，而随着时间流逝，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军事力量从来不是政权的重要威胁。
文官掌握的政府，再加上内敛的儒家哲学，确实有利于形成中华帝国整体上非侵略性的特质。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很早就已经把国土中可耕种的土地扩展到了，在北方尤其如此。中华帝国的政府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动力，到农业区之外去夺取土地。
为了理解中华帝国何以对宗教采取一种普遍的宽容乃至实用态度，我们首先简单说一说基督教欧洲宗教不宽容的背景: 欧洲人活在一位不容违背的上帝之下，他们对其他宗教采取零和(zero-sum)态度。这一宗教特性迫使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把抵抗异教徒、保护基督教世界视作自己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王国的合法性就取决于它维护信仰纯洁的能力。然而，儒家却是一种现世的伦理体系，其世界观在本质上并非零和。当然，儒家思想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石，并且它还拥有一整套伦理规则，可以约束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及彼此关系，从农民、儒家学者上至皇帝本人。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在很多方面跟其他社会里的重要的世界性宗教是相似的。由于儒学，尤其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仪，已经满足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需求，其他的宗教例如道教和佛教只能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次要作用，在精英圈子里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