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7)

第二个千年里的欧洲有其独特性，是因为它国家传统薄弱，国家之间、政府和教会之间存在着竞争，同时，它还拥有独立或半独立的商业城市，它复兴和发展了希腊罗马的理性传统，积极致力于对上帝、艺术、音乐、军事、科学、技术等的理性探求。这一“理性躁动”的潮流蔚然成势、日益强大，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简言之，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能够压倒一切，这是一个人类工具理性和逻辑思维如何摆脱传统限制的故事。这也就是韦伯所命名的“彻底祛魅的世界”(Weber，1951，p.226)。
然而，中国并不具备以上这些条件。重点又回到了我前面已经详细说明过的中国历史的独特模式：在中国，政权和儒家精英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之间的这种耦合，使得国家和儒家的力量都得以增强，而它们二者都对商人抱有敌意，即便有时候出于实用目的给予一定认可(Wong，1997，ch.6)。与基督教欧洲相比较， 中国的城市并未像中世纪欧洲城市那样将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加以分离，中国的商人缺乏抵抗国家权力的制度上的自主性，难以成长为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此外，一方面宋代以降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但另一方面儒家政权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僵化，专制高压，循规蹈矩。尽管这样的一种政权并不能也不想取消商业活动，但是它也足以能够几乎完全阻止那种在宋代有过的技术创新冲动，而后者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极为关键。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至关重要，为西方理性主义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而此类事件从未在中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明代中叶，我们看到了一种非正统的新儒家学派的兴起，其代表人物如王阳明(1472—1529)和李贽(1527—1602)。尤其是李贽，批判了主流儒家学者之间流行的强烈的教条倾向，提倡一种功利主义思想以及在帝国儒家的主宰下被压制的其他思想流派。他也为人的自然欲望辩护，褒扬反叛英雄，甚至提倡要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他的著述相对于儒家正统的激进程度，看起来绝不亚于路德贴在维滕堡教堂的《九十五条论纲》之于天主教会的冲击。但是，尽管李贽的激进言说吸引了他的崇拜者，也给他带来了声名，但他们却没有创造出某种中国的“宗教改革”，借此颠覆儒家思想正统，进而为理性思想的兴起创造一个契机。
这实际也与政权和儒家之间关系的性质关系很大。自从7世纪，中国政府就开始通过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到明清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基础文本被限定为所谓的四书五经。因为科举是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恩惠巨大，人们为了实用目的而研读这些书籍。因此，只要政府坚持把四书五经及其正统解释作为唯一的考试文本，李贽等人的著述就只能是在社会上流传，从而产生不出制度性的影响。简言之，就像对待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宗教学说一样，中国政府能采用一种比较宽容的方式来对待(或是轻视)产生不了重大政治影响的革新派的儒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