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9)

两个朝代都持续了250年以上。长期的和平环境为商业活动创造了关键的社会秩序。然而，没有适合的文化和政治条件，也没有社会上普遍的“理性躁动”，长期的政治稳定只导致了高度的经济繁荣，而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想论证，由于儒家政权的特性，所以若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的话，中国就不可能出现某种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但是，假如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中国在某一天也自发地形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其面目很可能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资本主义非常不同。我更想强调的是，即便中国经济曾经在第二个千年里高度商业化，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仍然看不出有导向经济突破性发展的信号。实际上，我甚至看不出有什么“理性躁动”的主要信号，而后者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最终兴起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进入，清代中国将会自动地衰落和崩溃，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新的儒家王朝。我还猜想，由于王朝更迭所带来的需求减少与战乱动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也会严重衰退。清朝大规模的叛乱主要发生在19世纪的前期和中期，包括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云贵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甚至太平天国起义，都是王朝衰落的信号，而非儒家国家模式崩溃的标志。
在英国军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又花了一百年才最终学会了资本主义，在此期间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文化和制度转型;没有这些转型，中国怎么可能会出现工业革命呢?
韦伯或多或少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讨论工业资本主义的。他也认为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儒家文化并不有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无疑，韦伯可以被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的。但与此同时，最近的学者相信，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有同等的机会去实现工业资本主义。他们仍然或明或暗地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谈工业资本主义。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欧洲带给整个世界的、今天我们无法抗拒的现实，而不是什么我们必须欢呼的东西。在工业资本主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里(甚至于比一个典型的中国朝代还要短)，它已经制造了足够毁灭人类文明好几次的武器，导致了环境的日益恶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耗尽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儒家政权模式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我对工业资本主义是否也可以维持这么久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我们假想一下，下个世纪，由于某种自然资源日益紧缺而引发了全面战争，只有少数的幸运儿能侥幸活下去。
未来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们很有可能会对工业资本主义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们甚至可能会把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反过来读，亦即，将其视之为一部分析一种更具有持久性的文化得以维持的杰作，因为这一文化成功地约束了人们的欲望，使人类能够进行“理性地自我调整来适应世界”而非试图“理性地掌控世界”，而后者会在解决旧有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制造出更多的问题。他们也许还会著书立说，谴责西方的传统(就像国人在当前谴责中国传统一样)，认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如果有人问这些未来的学者，应该如何评判韦伯的著作与那些在他之后依据今天的“政治正确”来批判韦伯的人的作品，这些未来的学者肯定会把韦伯摆在他的批评者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