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3)

这种政治系统提供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为臣民提供了道德指导，使得统治家族和官僚之间达成了一个平衡，维持了一个庞大的享有共同文化的精英群体(7世纪之后，科举逐渐成了维系这一精英群体的关键制度)，建立了统治家族和儒家精英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使得平民百姓能通过考试跻身官员之列。这种政治定型——儒家政权——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被彻底打破。尽管我并不相信这种政治体系会永久存在，但至少到清朝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前，它还没有显露出崩溃的迹象。
在儒家政权形成以后的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气候、地理环境、国内外贸易和生产、国内人口密度和分布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化。当其他世界观(尤其是佛教)或其他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曾出现过另外的可能性。此外，虽然统治者和儒家学者之间的联合使得儒家政权异常稳固，但它也具有传统世界帝国的一个共同弱点。亦即，由于基础设施容量非常有限，它不能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社会。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一政治体系可以历经变化而长期存在？儒家政权跟前面所总结的其他五种历史模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联呢?尽管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对此问题给出充分的评判，我仍然想指出其关键在于儒家思想的性质。正是儒家思想的性质导致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它使得中国的政治体系具有特别的弹性(不是说它的稳定性，而是指其更新机制)，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动，而且，也正是这种共生关系引发了中国其他的历史模式，并阻止了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
儒家政权曾经因为各种变迁经历过多次衰微，进而触发过大量的农民起义，以及(或者)游牧或半游牧部族的入侵。但不管怎样，只要没有其他信仰可以更好地取代儒教成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只要儒家学者作为一个阶层未被摧毁，新的统治者就仍然需要儒家思想作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仍然要倚靠儒家学者来统治中国。因此，这一体系又重新开始。正是通过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儒家政权得以长期延续与发展。所谓“王朝循环”这一概念其实是同时揭示出了儒教政权的脆弱性和坚韧性，亦即，一方面中国古代帝国通常每两三百年就会再现崛起与崩溃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汉代形成的儒家政权的政治模式却一直维持着。
当然，每一次王朝更替之时，这一循环模式都有可能被改变。尤其是当新国家的源头来自中国以外的一些游牧或半游牧的部族之时，比如公元3至6世纪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以及元代和清代，发生这种变化的几率就更高。多数非汉人的统治者最初会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产生不同的后果，但最后无一例外，都不能让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脱离儒家政权的模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出现了一些规模大小不等的非汉人国家。跟后来的非汉人帝国不同，这些国家多数是由那些逐步迁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因此，这些国家的建立过程并没有遭遇到来自当地人民的强烈的、直接的抵抗，这与后来元代和清代不尽相同。这些非汉人国家的统治者起初都曾经努力想要开创一种不同于儒家政权模式的政府体系。例如，为了抵消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政权秉持“佛是戎神”的观念，在统治区内大力推行新来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