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本位”和“个人主义”可以兼容吗？|陈晨捷(5)

而“礼”则是“仁”与“义”相互作用之结果：“人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
“义”以“仁”为本却又节制“仁”，《礼记·表记》云：“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礼记·礼运》则表达得更为明确：“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孔颖达疏云：“义者裁断合宜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义裁断，则过失，故用义乃得分当也。”《荀子·大略》也认为“处仁以义，然后仁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义”对“仁”的节制既表现为社会规范对家庭伦理的颉颃、社会公义对“亲亲”之情感与血缘关系的纠偏，即以“理”即“公义”克服“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弊端；又表现为与“仁”之“爱”相对，防范与应对“恶”，如谓“禁民为非曰义”（《易·系辞下》），“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礼记·乐记》亦谓“‘义以正之’者，谓王者用义以正恶矣”。
“义，宜也”，《中庸》与郭店楚简《语丛三》均作如是解。《荀子·强国》曰：“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性也。”《淮南子·缪称》亦曰：“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也。”“义”即正当且合宜，要回答何为“合宜”，固然需要主体的道德判断，但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义，否则便不能“合于众适”而成其为“宜”，《淮南子·齐俗》曰：“义者循理而行宜也。”“宜”的前提是“循理”，而“理”必须是为人所普遍认可的天理与公义。如斯可见，“义”不仅是主体性的，更是主体间性的、能够涵纳“他者”视角的，就此而言，儒家的“仁义”架构具有涵容现代性平等个体的理论空间，但是也须看到，“义”在传统社会主要用以规范君主制下的上下等级差别，如云“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四制》），“义之于君臣也”（《孟子·
尽心下》），“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义者以利尊”（《新语·道基》），与现代个体的自由、平等诉求背道而驰，必须予以重构。
二、儒家“报”的思想与“以怨报怨”的合理性
孙向晨先生希望通过分别体现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传统核心价值的“个体为重”与“亲亲为大”的“双重本体”之间的互补、互参与相互制衡来克服两者各自的缺陷，实现“双体共用”的圆融整合。其初衷与立意无疑值得肯定，其未来亦自可期，但笔者意欲探究的是，儒家自身能否对此作出更为积极、主动的贡献？牟宗三先生曾经区分政治诉求的“政治学教授”立场与“实践者”立场：前者只需厘清概念、提出理念、确立目标，后者则需自觉之奋斗乃至流血牺牲。基于“实践者”的立场亦即主动因应时代挑战的视角来看，笔者认为儒家“报”伦理尤其是其中长期受到遮蔽与排斥的“以怨报怨”观念，适足以提供重构“义”内涵的理论前提，并生成整合“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