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本位”和“个人主义”可以兼容吗？|陈晨捷(7)

朱熹也引谢氏曰：“君子于人无怨也，故无以怨报怨之理。”
“以德报德”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积极方面，它主要表现为感恩或回馈，如“礼报情”（《礼记·乐记》）郑玄注：“他人有恩于己，己则报其情。”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以德报德，若不然交换就不能出现。正是通过交换，人们才有共同来往，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崇敬美惠女神的庙宇。以德报德是恩惠所固有的特点。不但他人的恩惠要回报，并且自己也要开始施惠于人。”必须以德报德，“受恩者”若不能对他人的恩惠作出回报将打击“施德者”的积极性，使得“民无所劝”，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罗国杰先生说：“自古以来，在人们的道德关系中，能不能对受到‘恩惠’加以报答，这是判断一个人有无道德和道德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于“以直报怨”，邢昺疏云：“‘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者，既不许或人以德报怨，故陈其正法，言当以直道报仇怨，以恩德报德也。”所谓“直道”，显然既非“以德报怨”，亦非“以怨报怨”。吴嘉宾《论语说》云：“以直者，不匿怨而已。”冯友兰先生亦云：“直者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其实以出之者也。”“直”者注重人的真情实感，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然而孔子又谓“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认为真性情亦须规范于“礼”，因而“以直报怨”应谓尽管有“怨”，但仍需遵循既有的礼制或者法律规定，即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否则便流于“以怨报怨”而违背礼制甚至触犯刑律，是以郭店楚简《五行》云：“中心辩然而正行之，直也。”
对于“以怨报怨”，黑格尔认为其缺乏正当性，因为由个人直接复仇尽管在内容上是正义的，但在形式上则是主观意志的行为，故而是“一种新的侵害”。其“不正当性”主要源于个人复仇、自行正义与国家法事判决、代行正义之间的紧张。法治国家不允许私力救济，因而必须切断“冤冤相报”的无尽链条，由国家主持正义或依据既有规章制度或法律条文来处理，因而对个体而言需“以直报怨”。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怨报怨”就应该被摒弃，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以怨报怨，若不然就要像奴隶般地受侮辱”。事实上“以怨报怨”是“以直报怨”的前法理形式与逻辑前提，“以直报怨”是“以怨报怨”的高级与理性形态，两者并不冲突。
“以怨报怨”在古代社会的极端表现形式为“同态复仇”甚至是“血亲复仇”。“血亲复仇”在前法制时代有其合理性，摩尔根在考察易洛魁人的血亲复仇习俗时指出：“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而后“血亲复仇”逐渐转化为死刑等报应刑罚，恩格斯指出：“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换言之，“施报”“报应”的原则并未消亡，而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如何怀宏先生所指出的：“从原始正义到传统国家的正义，这里最基本的原则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即罪行应该得到惩罚，应该被起诉和审判，应该有报应，‘谁的行为谁忍受’。‘新的理念’只是将这种惩罚权交给了国家，并努力斩断个人报复不已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