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本位”和“个人主义”可以兼容吗？|陈晨捷(8)

”当法治完善时，个人复仇是不被允许的，然而直到今天，司法正义的缺位或失灵依然存在，从而导致个别自行正义现象的出现，而在古代，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此外，尚未达到刑罚条件的诸多民间行为仍然需要有效的伦理调控，比如说，无故被人辱骂大多不足以提请诉讼，但默然忍受无疑是在姑息养奸，在此回骂便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因而尽管在法理上不被支持，但“以怨报怨”在当代社会既有其现实作用又有其伦理意义，俄罗斯学者鲁边·阿普列相认为“以牙还牙报复法”是社会控制的前道德形式，但它并未随着道德与文明的发展而走向消亡，相反，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公正形式”，其在当代社会仍然被“作为解决冲突和抑制过度行为的一个重要的调控工具”。尤其是当道德的人面对邪恶而无助时，必须诉诸“以牙还牙报复法”以维护公正。
儒家虽然也有“义”以应对暴行，但却更强调“仁爱”，注重“返身自求”，努力通过主体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以道德典范（“君子”）引领社会教化，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在人己关系中，以“正己”为“正人”之前提，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是以儒家更为期待的是“以德报德”：“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可以说，儒家伦理偏重于道德的主体性，但对于他人之“横逆”的回应却缺乏更为积极的伦理应对（最终只能诉诸“刑”），在“主体间性”方面仍有所缺失。故而“以怨报怨”（当然，此处只限于学理上的讨论，而非鼓励相应的事实与行为）可以补充儒家伦理的某些不足，如肖群忠先生指出：
“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是以强调‘仁’的内在自觉与自律作为道德的维持手段的，而实际上，对大多数百姓来说，他律的、互惠主义的利害原则比对自律性的强调更有强制性、更切实际、更为有效；利的奖赏与害的惩罚，实际上才是维系道德的内在的、真正的手段，它与佛教的‘善恶报应’思想结合在一起，制约着传统中国人的道德实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报”（包括“以德报德”与“以怨报怨”）是一种前道德的伦理形式。《礼记·曲礼上》云：“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上古时期“淳厚其德，不尚往来之礼，所贵者在于有德”，“德主务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亦即“施而不惟报”。在风俗醇厚的“道德至世”，人人但主“施”，并不需要特地要求“报”，因为他人之“施”便为己“施”之“报”，己之“施”则为对他人之“施”的“报”；只有“施”与“报”不对等的时代才需要对此着重强调。儒家特别看重“施”与“报”的对等性，《诗·大雅·抑》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以道德水准来衡量的话，“太上”同时也指道德状态，而“务施报”则是非道德或前道德状态，杨向奎先生指出：“有赠必有报，这是我国自原始社会到春秋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惯例。这种惯例我们名之曰‘礼’，其实这时的‘礼’，还不具有道德范畴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