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东｜数据交易如何破局？——数据要素市场中的阿罗信息悖论与法律应对(5)

综合数据产权理论，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正当性主要从两方面论证。首先，数据财产化确权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避免阿罗信息悖论中的猜疑链或库特教授所说的“双重信任困境”。正如科斯所言，当交易费用较低时，权利的初始赋予并不重要，交易双方总是可以市场谈判而获得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交易费用较高时，高交易成本就会妨碍市场交易。沿着科斯的这一进路，围绕着交易成本的分析成为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心，交易成本被认为是分析市场交易的“关键维度”。在支持财产权的学者看来，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高额的交易费用，这决定了财产权的优势，财产权可以为交易双方特别是多方交易主体提供清晰的信息，使得交易主体不必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高交易成本所担忧。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一理论在多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公司法理论中，公司被认为是一种财产制度安排，公司可以成为多重契约的联结，解决公司内部复杂的资产分割问题问题，避免社会主体需要和公司内部的每个成员打交道。在以史密斯为代表的新私法理论中，产权制度则被视为具有制度模块的优势，产权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有效的交易认知，提供比霍非尔德以来各种权利束理论更低的信息搜寻与交易成本。在数据等无形财产权问题上，支持财产权的理论认为，数据与动产和不动产并无不同之处，甚至可能更需要财产权保护，因为数据存在信息披露的悖论问题，比一般动产与不动产更难解决信息问题。有观点甚至认为，所有“太阳底下任何人类创造的事物”都应当受到财产权保护。
其次，数据产权的支持者指出，缺乏数据交易将导致公地悲剧、搭便车与投资激励不足等问题。1968年，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哈丁发表了《公地悲剧》一文，指出没有产权安排的公共资源使用将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与“悲剧”。哈丁的理由是，每个用户都可能过度使用没有产权的公共资源，例如在公共草场上，农户可能尽可能多地进行放牧，最终造成草场的退化。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虽然建构在有形财产的基础上，但这一理论也被应用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上。在知识产权的支持者看来，信息与数据等无形财产虽然与土地、商品等有形财产具有重大差异，但信息与数据也同样存在公共悲剧问题。对符合条件的信息与数据进行一定期限的著作权、专利、商标的财产化保护，可以促进信息与数据的开发。信息与数据的开发利用者在采集、加工与提炼数据后，可以有效开发相关资源，将数据资源应用于最具有需求的交易方，并在保护期届满后允许公众对其进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