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至下的暴行：英国猎巫运动(13)

Warboys 村的大街小巷里，至今没有 Alice 的纪念碑，我只看到街心一座钟楼，1887 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年的庆典而建。钟楼顶上，避雷针似地，插着一枚铁铸的“骑扫把的女巫像”，颇具讽刺意味。十多年后，Virginia Woolf 到 Warboys 村度假，住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她觉得整座村庄“忧郁极了”。她写道：“到处都是阴沉的墓碑，刻着奇怪的图案和天使的头颅，很多墓碑没有名字。我仿佛走在苍老无名的，山丘掉落的尘埃之上。”
Alice 的冤死，固然毫无悬念，但那一纸死刑判决书，便是她留给后人的唯一念想么？带着疑问，我敲开了 Warboys 村当地史学家 Joan Coles 的房门。
Joan Coles 虽然上了年纪，看起来却仍像骏马一样健壮，穿着一件蓝 T 恤，领子下方还绣着一枚“骑扫把的女巫”。未到不惑，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独自养大孩子，打理农场，学习历史，收集史料旧物，并四处讲座，此外还是一名钓鱼高手。她的厨房阔大，斑斓，橱架上摆满了古老的药瓶，彩色的玻璃容器，动物头骨，日本步枪，石器时代的燧石刀具……
“我若出生在 Alice 的时代，肯定早就给当成女巫吊死了！”她露出讥讽的微笑，边拿出一叠讲稿，缓缓翻开，露出工整漂亮的手写体。她用洪亮，高昂的语调，为我朗诵了她撰写的《Warboys 村女巫事件》的其中一章。
在整个事件中，最令 Joan Coles 动容的一个细节是，Alice 被正式逮捕之前， 一群拥有神学背景的剑桥学者涌进 Warboys 村，围堵了她，并逼问其信仰。Alice 脱口而出的，不是“ God”，而是“My God”。她斩钉截铁地说，“My God will deliver me, my God will defend me and revenge me of my enemy（我的上帝会拯救我，我的上帝会保护我，为我破敌雪耻）。”
“你看，My God，多么遗世独立的表述！在那样一个年代，面对一群那么显赫的人！” Joan Coles 激动地说，“她的‘My God’，不是别人的上帝，而是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上帝。”
读到这一段文献，我也非常震惊。单凭这个表述，Alice 就把自己从父权社会的一神论中释放了出来，尽管，单凭这个表述，她就够得上“异端罪”了。异端罪和巫术罪一样，都是死罪，但人毕竟是人，怎会像草芥一样，轻易屈服于强权？如果“女巫的印记”，对应的是某种“对抗基因”，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 Alice 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行刑者仍要将它掀出来，刺破，并当众凌辱了。猎巫运动的目的之一，无疑是要通过一切暴力手段，消除女性本体意识（Women’s Consciousness）中的所有潜在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