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确诊成人多动症：在路口，重构秩序(3)

▲患有ADHD的男孩 /图源：电影《妈咪》（Mommy）
据《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数据显示，我国ADHD患者就诊率仅有1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医生江文庆指出，ADHD患儿的通常就诊年龄是学龄阶段，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会有更高的共病可能性，因此，在青少年甚至成人阶段就诊，而缺乏学龄阶段的诊断记录，再做出ADHD的诊断就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我国国内尚无针对成人ADHD的专病诊疗门诊，在大多数医院，成年患者只能在儿科问诊。据公众号“青衫Aspie”*整理，国内可就诊成人ADHD的医院中，仅确诊这一流程基本就要花费上千元，后续如长期服药、治疗，费用则更为高昂，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
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走不到“确诊”这一步。钱秋谨列出几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诊的成人患者中，超过80%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的平均智商在120左右，“他们甚至会拿着相关的文献、药典来和医生探讨治疗方法。”但由于社会整体认知度和关注度的不足，更多的、隐匿在人群中的成人ADHD患者缺少知晓这一障碍的渠道，或许也不具备搜集信息了解自我的能力，所以仍然生活在束手无策的挫败之中。
他们不知道，一次次拨乱自己生活的是名为ADHD的大脑执行功能障碍，而不是无能、懒惰或糊涂。
症状显现
2020年的暑假，李泽提前从家乡飞到上海，前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就诊。在此之前，大一一整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生活在不知来由的混乱与自责当中。
升入大学，失去了统一制定的日程表，李泽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面对长线作业时，他无法为自己制定计划，甚至难以开始。只有到了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天，李泽才会像“被夹住”一样感到一种因紧迫而产生的清晰，“计划能力、执行力和思考能力都莫名其妙地提高了”。
比起马拉松选手，ADHD患者更像是短跑健将——对于他们来说，deadline才是第一原动力，时间的紧迫感增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使他们进入非常集中的状态。
平日学习，当李泽终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任务上时，一个电话、一声敲门声或者一条信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打乱他，让他的注意力开始跳跃、再也无法回到原点。于是，平时的知识积累七零八落，到了期末只能囫囵把整本书背下，应付考试。
李泽的专业是小语种，他形容，语言学习就像垒砖块，下层如果不够稳定，继续向上堆叠就会摇摇欲坠，“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并不长久。大一下学期，转到线上教学，45分钟一节的网课，李泽往往只能听进去一两分钟，熬到期末，他不得不申请了缓考。沮丧和无力感如潮水一般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