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确诊成人多动症：在路口，重构秩序(4)

于是李泽上网搜索自己的“不对劲”。知乎上关于“注意力涣散”的讨论很多，他一篇篇读过去，才发现那些自小就有的“不对劲”是注意力缺陷涣散障碍的症状，自测量表的结果也一一指向ADHD。
李泽觉得自己到了确实需要就医的时候，他也的确需要一个权威的声音为自己卸下自责和压力。他说，“确诊”更像是一种宽慰，或是一种解脱，让自己终于相信“分心不是我的错”。
倩仪也是在进入大学后才开始怀疑自己患有ADHD的。学校英语水平测试的考场上，她如坐针毡，英文字母一行行排在面前的显示器上，随时从她的眼睛进去，再从脑中逃逸——她根本无法集中注意读完一篇文章，但却要强迫自己完成整张试卷。
社会科学的专业课通常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文献，倩仪对此无能为力，她很难将注意力保持在书页上超过十分钟。但她决定暂时不为难自己了，“可能我比较乐观吧，读不完就算了”。
高中毕业后，欣欣前往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学制比较自由，欣欣只需要在十年内完成本硕的学习即可，然而正是这种自由让她迷失其中——她已经读了六年本科。她在期末考试前一周才会开始学习，最终只能挂科或者取消考试；有时候还会因为忘记时间或者记错考场而错过考试。因此，毕业的时间也不断推后。
就算学期初打了百分百的鸡血，她也会在两三周后被拖延和倦怠拖倒。欣欣曾经尝试逼迫自己按部就班地上课，但人在教室里，注意力却依然无法集中，她坐在座位上崩溃大哭。
生活也被打乱。有一次，欣欣购物回来，听到整栋楼里都回荡着烟雾报警器的尖叫，她才想起出门前还煮着饭，面对一锅糊得焦黑的米饭，她懊恼无比。由于多动冲动，她做不到“三思而后行”，常常是大脑还没转过弯来，难听的、不礼貌的话已经脱口而出，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社交。“很多人对我还远不到了解的程度，就已经退避三舍。”
长久以来的焦虑让欣欣患上抑郁症，最严重时，她一度想过退学。但当父母同意她回国的想法后，她才发现，其实自己依然享受在大学学习新知的成就感——就算获取和调动知识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于是，她一边挣扎着完成学业，一边对抗着自己的拖延打电话、发邮件与医生联系，等待诊疗。
但这种失去中心的混乱感很难被感同身受，并且极易被附上道德或态度的标签，即使在最亲密的人之间也一样。李泽的父母支持他就医、服药、接受治疗，但依然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克服ADHD带来的障碍，他可以“再努力一点”；倩仪的父母不会责备她，但仍不把心理问题当作什么大事，“觉得还是不够用心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