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孙慈姗：“穿越语言之墙”——郁达夫《沉沦》中的“跨语际实践”

郁达夫《沉沦》文本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大量异质性语言的存在。而诸种语言在作品中的穿插排布不仅意在展示主人公丰厚的文化素养，更参与塑造了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与风格。这种语言的杂糅与互动或许呈现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处的某种风貌，是值得关注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以“跨语际实践”这一概念为透镜，观察《沉沦》中西方语言、汉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因素的存在方式，以及在这些语言间穿梭徘徊对主人公与作者身份想象、伦理认知、情感状态的重要影响。由此，或可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知识者进行此类文化实践的深层心理动机与感觉结构，并通过对“语言穿越”这一动态过程的考察，理解现代诸文化间相互接近的可能性与隔阂的存在。
在《沉沦》文本伊始，自我感觉“孤冷得可怜”的主人公便已意识到自己与世人之间隔了“一道屏障”。这堵无形的墙壁将他圈禁在孤独自我之内，也就隔绝于广阔世界之外。然而有学者发现，在这样一座被主人公自觉意识到的坚实壁垒耸立起来的时候，文本中的另一堵墙却“显得又低又矮，几乎可以令作者自由往返穿越，这就是由语言设置的墙”，进而指出“郁达夫的孤独者总是在不停地穿越于各种各样的语言之中……他似乎感受不到语言的约束，在文化活动里，孤独者是自由的”。的确，阅读《沉沦》的最直观感受便是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异质性语言，不仅包括频繁出现的外语词汇（英语、德语最为常见），也包含汉语的不同形态（文言与白话），这些都可能让语言占有量与熟习度不敌郁达夫的读者眼花缭乱。而诸种语言在作品中的穿插排布不仅展现了主人公和作者丰厚的语言素养，更参与塑造了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与风格。
类似情况在《沉沦》集的另外两篇小说里也有所体现。作为新文化运动后诞生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中各种语言的杂糅互动或许呈现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处的某种风貌，进而也携带着“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原点性议题。而回到《沉沦》这篇小说，或可进一步追问，文本中各面“语言之墙”究竟是为何以及如何建构起来的？墙内墙外又分别有着怎样的“风景”？穿越诸种语言之墙的过程，对于《沉沦》的主人公和郁达夫而言果真是如此“自由”而轻松吗？
在《沉沦》中，主人公／隐含作者于多种语言间游移穿梭的活动或许可以用研究者提出的“跨语际实践”概念加以描述和解释，不仅因为这一概念的具体针对对象（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汉语”—“欧洲语言”—“日语”的接触互动）与《沉沦》文本具备相关性，更由于这一以语言活动为核心观照视野的概念范畴本身就对文学活动以及某种文学性的运作机制有着特别的关注。正如研究者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及其早期的经典化过程就在两个世纪之交发生，并与其间的语言交流活动相生相伴，因而有必要将这一阶段的语言实践与文学实践一同“放在中国经验的中心，尤其放在险象环生的中西方关系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中，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不仅在文学作品中显影，更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学性的认知—表述方式塑造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