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孙慈姗：“穿越语言之墙”——郁达夫《沉沦》中的“跨语际实践”(3)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loss,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他“放大了声音”把这两节诗读了一遍。于是在四顾无人的稻田中，他所能听到的唯一非自然界的声音便是自己高声诵读英文诗篇的嗓音，这样的听觉感受与极为敏锐的嗅觉、触觉一起，为他塑造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感官世界。正如“紫罗兰”“南欧海岸”所携带的异域情调一般，从自己口中流出的抑扬有致的英语诗句也让他暂时脱离了N市乡间官道的现实外部环境，成为那个在苏格兰原野上游历行吟的“湖畔诗人”。或许也正因陶醉于这样的声音效果，他才动了将这首诗对译为中文诗歌的念头。
从上下文来看，这半首译诗及整个翻译过程所提供的信息量实则颇为丰富。在最直观的层面，可以看出他的译诗在韵律方面较为整饬，基本遵循了句尾押韵的规则。从体式上看，译诗采取了白话散体而非中国古典的骚体或五七言诗歌形式，整体语言风格偏向口语（虽有个别词句较为书面）。主人公基本按原作内容逐句翻译，但也还是添加了些许个人成分，比如“体态轻盈，风光细腻”，便是原作没有出现过的描述。这显然出于他对这位孤独刈稻女形象的美好想象，从中能看出中国古典小说描绘美人的套语痕迹。在对原诗第三节的翻译中，他离析了“nature”的各种含义（天然、必然、自然），在诗歌语境中它们的内涵大抵相似，但变一个形容词为三个并列使用，便使得诗句更富层次感。此外，译诗第三节末句将原诗对客观事实的陈述（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变为对主体状态的揣度（对过去的“回思”和对将来的“指诉”），体现出对人的内心活动、精神状态的着重关注。
总体而言，这不失为一次既忠实于原作又体现出译者创造性的翻译活动。然而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他感到的却是“无聊”与不满：
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译去呢！
这当然可以视为郁达夫作为实际翻译者的自谦之词。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对翻译活动的不满也朦胧地呈现出在能指转换过程中的必然损失——既是声音的特质，是无法被对等转化的意义，也是原作作为诗歌的某种完整有机、“不可凑泊”的意境。此处其实已然呈现出穿越语言之墙所必然遭遇的受阻状态。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沉沦》中为何出现了如此多的西语词汇，比如“hypochondria”“sentimental”等等——也许郁达夫意识到，这些对生理或心理状态的描述无法被任何汉语既有词汇归化和替代，唯一能做的只有保留它们的原生状态。也正是这些异质性语言因素的直接存在，这些未曾跨越的语言壁垒，撑开了文本的情感、审美与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