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孙慈姗：“穿越语言之墙”——郁达夫《沉沦》中的“跨语际实践”(5)

《沉沦》主人公强烈的角色扮演情结或许受到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伊藤虎丸引用中村光夫对田山花袋所著小说《被褥》的评价，认为在这类小说中“作者直接成为（或代替）外国小说、戏曲中的人物，以领会作品的动机，并将演戏的作者自己的姿态如实地变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姿态”。而“演戏”实则是以文学的方式实现的文化移植：“以日本为环境背景描写陶醉于某一外国小说观念的主人公姿态，等于把（该小说）作者的思想，通过其肉体和生活，原封不动地移植日本。”这一洞见对解读《沉沦》这类作品也有一定适用性。如研究者观察到的那样，《沉沦》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人格状态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文学乃至医学资源塑造的结果。值得追问的是，《沉沦》叙事者对主人公角色扮演行为的些许反讽究竟意味着什么？主人公在接触西方语言文学时频繁出现的不满、无聊、迷惘的状态又该作何解？
在占有西方语言符号时，《沉沦》的主人公与作者是否会沦为“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注脚”，进而将本国传统变成了“内在的他者”呢？

二、汉语、旧体诗与伦理世界
除去华兹华斯的诗歌，文本中整段出现并被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序诗。其中“Auf 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一句被译为“我欲乘风飞去”，很明显套用了苏轼的词句。而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主人公喜欢在寂静的乡间阅读的不只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还有黄仲则的旧体诗。此外，他自己亦创作了两首七律。无论对于叙事进程还是主人公的自我发现来说，这两次旧体诗创作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就作品整体而言，这些被镶嵌在白话语体中的文言表述亦可视为某种层面上的跨“语”际实践。
第一次旧体诗创作发生在主人公由东京去往N市的列车上。整个情节被含括在主人公的回忆叙事中，而从故事时间上看，它的发生应该早于文本开头处主人公在田间诵读英诗。在作诗之前，主人公试图解释自己为何对并无亲人恋人居住的东京生出留恋的情绪，“sentimental”这一西方术语似乎并不足以描述其意绪，于是他又想到两句古诗：“一年人住岂无情”“黄莺住久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它们似乎比较贴切主人公自身的际遇。在“感情渐渐儿的平静起来”之后，他取出明信片写了一首诗寄给在东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