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孙慈姗：“穿越语言之墙”——郁达夫《沉沦》中的“跨语际实践”(9)

由掌握语言所获得的心理优势感，对于来自“弱国”的青年们十分重要。在《南迁》中，主人公伊人便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而得到日本同学们的赞赏。有趣的是小说中还设置了一个喜爱高谈阔论的日本青年K君，他的表达欲极旺盛，却偏偏只能说一口磕磕绊绊的日式英语，因此时常被同学们嘲笑，以至于深恨英语水平比他好的中国青年伊人。可见娴熟运用西方语言、熟读西方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留日中国青年们找回了些许尊严和信心。
然而要进一步追问，在《沉沦》中，存在的果真只有作为社会文化背景的日本吗？换言之，日语是否真的“缺席”呢？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在《沉沦》中，每一次打破主人公角色幻梦、使其产生剧烈的身体欲望与情感波动的都是那一两声日语的突兀介入。比如在乡间小路上偶遇的两位日本女生“娇声”回答的“不知道！不知道！”，偷看房主女儿洗澡时少女的一声“是谁呀”以及后面主人公极力想听清却又无论如何听不清的房主父女的对话（他只能私下揣度那是女孩将自己偷看的事告诉了父亲），还有在如“密来的田园清画”一般的梅园中听到的一对男女私会时断断续续的话语，乃至最后在酒楼上听到的侍女对隔壁日本客人含着嗔怪腔调的调笑。这些话大约都用日语说出，它们无一不使主人公陷入昏乱痛苦。
除此之外，日语在文中还有两次明显的在场，它们都发生在文本最后一部分的酒楼场景中。一处是日本侍女询问主人公“府上是什么地方”，这无疑戳中了主人公的软肋：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他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支那”在近代日本语境中一般被认为是对西方词汇China／Chine的音译，如学者所言通过创造“支那”“东洋史”等日本现代新词，日本将自身与中国区分开来，这些新的词汇帮助日本“至少在话语层面取得了与西方同等的地位”。近代日本将自己剥离并使自身“优越”于中国文化的行动在语言文字层面得到贯彻，而“支那”这样的词汇也越来越具有贬义色彩。身为中国留学生，《沉沦》主人公当然对这样的词汇极为敏感，但关键问题在于它并非从日本侍女之口说出。在面对“府上是哪里”这一问题时，主人公完全可以回答“我是中国（CHUGOKU）人”，而结果却是在日本少女面前，他因深深的无力和自卑而“不得不自认”为“支那人”。作为弱者（无论就国族还是这段两性关系而言），他似乎无法抵抗、只能顺从强者的语言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