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孙慈姗：“穿越语言之墙”——郁达夫《沉沦》中的“跨语际实践”(8)

在以往对现代中国跨语际实践的研究中，日本及日语往往被视为“中介”性的存在。它是中国输入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资源的中间站，是汉语同欧洲语言文学发生接触的桥梁。然而对于郁达夫及《沉沦》集的小说主人公们来说，日语不仅存在于阅读翻译等文学活动中，更充盈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他们参与学校教育、人际交往、日常活动的基础。因此，将日语视为具有包围性的语境而非中介，或许能更加适贴地考察这一种语言形态对于《沉沦》作者和主人公的复杂意义。
首先，日语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沉沦》中缺席。对比英文、德文诗歌和以旧体诗为载体的文言表达在作品中的广泛存在，《沉沦》中非但很少直接出现日本文字符号、文学作品或其他日语读物，而且也没有特意标识哪些语句是用日语说出的——主人公与日本同学们的对话全都被不着痕迹地“翻译”为中文。这种情况在《沉沦》集三篇小说中都很明显。与郁达夫自我陈述的日本文学作品阅读量形成对比，在小说集中明显出现的日本文学似乎只有“新出版的日本的小说《一妇人》（Aru Onnan）”（《南迁》）。
如上所言，《沉沦》中孤独的主人公沉迷于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并完成角色扮演的情境可能直接源自日本私小说，而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等作品对《沉沦》的直接影响亦不可忽视。然而在《沉沦》中，对日本文学资源的有意抹除或许仍体现出郁达夫和他的小说主人公们面对日本这个强大的他者时的自卑感、耻辱感。日语作为“缺席的在场”，也始终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存在。这便涉及郁达夫本人和研究者们反复指出的，郁达夫作为中国留学生身处经济、军事实力更为强大的日本所感受到的“弱国子民”的痛苦悲哀。另外，尽管在少年时期就接触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学资源，但“现代”的美丑善恶、“现代人”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际遇，却是他在留学日本时期才初步遭逢的。如郁达夫自传所言，是在日本，他看清了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而青年时期“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也便自这一时刻起始终与“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紧紧交缠。
与此同时，“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如潮水般涌向东京，使异国学子“成了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这或许便是“沉沦”之感的来源。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郁达夫和他的主人公们接受着来自西方的种种文化浪潮，并对其中“颓废”“忧郁”等审美现代性元素格外敏感。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自觉移用着西方语言文学资源完成某种角色扮演，以实现想象层面的优势地位，或缓解被“推挤、消沉”的不安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