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孙慈姗：“穿越语言之墙”——郁达夫《沉沦》中的“跨语际实践”(10)

在这之后，日语的又一次出现便是主人公因“诗人”身份获得了自信之时，他听见隔壁房间几个曾与侍女调笑的俗物“高声的唱起日本歌来”，于是便也“放大了嗓子”吟唱了那首旧体诗。这是两种语声的混杂抗衡，在这个短暂的强大时刻，主人公敢于用母语诗歌与异质性的声音相抗，这更加说明了其文化自信感的来源与最重要的针对对象。
对日本与日语语境在文本中存在方式的认知或有助于进一步洞悉主人公／隐含作者在进行种种跨语际实践活动时的深层心理动机与情感结构，这便是《沉沦》中反复出现的“复仇”与“同情”。“复仇”意味着反弱为强，获得行动的力量并实现对对手的反击。在文本中每一次“复仇”情绪的激荡都或多或少来源于主人公对自己听到之事的误认，但无论实质内容为何，仅是来自“强国”的异质性语言的不断侵入本身就足以激发反抗与复仇的心志。而若暂时无法获得行动力与明确的方向，主人公便只得在角色扮演中成为如查拉图斯特拉一般精神上的强者。与之相对，“同情”则意味着消泯强弱的等级界限以及国族等隔阂，实现心灵上的契合、理解与爱，建立一个情感的共同体。这样的任务似乎应该由审美实践完成。如伊格尔顿所言，审美可能具备真正的解放力量，它使得“主体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
这当然是十分美好的愿景，也是郁达夫心中文学艺术所应实现的功能。在他看来，艺术“是美的陶醉，是博大的同情，是忘我的爱”。在日本语境中，郁达夫的确企图通过语言文学实践寻求“同情”机制的建立：在共时层面，他广泛接触西方文艺作品与思潮，于异国追求着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的体验和参与；而在历时层面，他则以旧体诗创作酬唱等方式发掘着根源于汉文化圈的、有着悠久历史延续性的“同文同种”的亲近感和文化心理认同。“弱冠钦君来海东，相逢最喜语言通”，郁达夫与服部担风、冨长媟如等日本汉诗圈中人的交往，也是他在异国他乡亲切温暖感的重要来源。
然而，凭借文学作品与审美体验建立起来的情感共同体毕竟有其脆弱性，它无法抵御外部统治性强力的介入，亦不能避免内部意识形态分歧对它的裂解。也正是在“复仇”与“同情”的张力中，《沉沦》之跨语际实践与现代主体生成过程里的种种矛盾、难题、分裂之处得以暴露——言与文（参见柄谷行人对近代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论述。通过对文字与声音关系的再界定，“同文同种”的历史亲缘是否在被有意割断？“文”层面的共通感能否抵过异质性声音的冲击？）、灵与肉（这不仅指爱情与欲望的冲突，更关乎被视为民族国家之一部分的海外学子的身体所感受的压抑、解放、痛感与快感怎样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个体与群体、国族与世界……看似在诸语言之墙间自由穿越的主人公和作者，实则无时无刻不被这些对立范畴缠绕和撕扯。因而这里的“穿越”，终究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种努力的倾向，而非最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