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10)

“在‘三厅’，我是搞编辑的。刊物没编成，活页歌片、活页歌选还是印成了。‘三厅’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都由我编印成‘歌选’‘歌片’,大家往外发给抗日救亡歌咏团体传唱。当时，武汉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很多，我们到各个歌咏团发‘歌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练习时教歌，演出时指挥。”10月10日，武汉《新华日报》对前一天举行的抗战扩大宣传周之“歌咏日”活动做了生动报道：“上午十时左右,在中山公园的市体育场,聚集了武汉十余歌咏团体,一千余人,举行了热烈的广场歌咏和歌咏游行。……当郭沫若厅长讲话后,举行广场全体歌咏,由冼星海、张曙指挥，以扩音器伴唱，配以军乐。宽阔的广场上,卷起了千余人的狂吼，震动着每个人的心房。歌唱毕，全体排队，出发游行。长蛇的队伍,从公园出发，游行队伍通过各马路时，歌声、口号声、路旁群众热烈鼓掌欢迎之声，像一道奔腾的怒潮,在街上流过…
…晚上大光明戏院的歌咏宣传大会，更卷起了三市民众的狂潮。……在里面已挤得没有插足地，在铁门外，还封锁着五六百渴望听民族解放歌声的广大群众。”武汉沦陷后，重庆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中心。据当时的报刊报道，1939年2月6日举办的露天音乐大会、4月1日举办的学生歌咏比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1941年举办的千人大合唱，曲目丰富，声势浩大，其“嘹亮的歌声极大鼓舞、慰藉了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吕骥、郑律成、向隅、李劫夫等音乐工作者深入陕北、晋察冀、内蒙古、皖南、苏北等敌后根据地开展音乐活动。与此同时，无数支“救亡演出队”“战地服务团”和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队活跃在广大城市、乡镇和农村，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边疆地区，也常常能听到群众歌唱抗日歌曲的声音。丰子恺写道:“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枊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平易浅明，世人有‘老妪能解’之评。现在的抗战歌曲，当然比白居易诗更为平白，直可称之为‘幼童能解’。原来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故我们民间音乐发达，即表明我们民族精神昂奋，是最可喜的现象。
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1939年7月，冼星海在纪念聂耳逝世四周年时撰文指出，纪念聂耳是“在我们遍地炮声的国土里，而我们同时又是在遍地雄亮的抗战歌声里”。就此而言，“在整个救亡、抗战期间，威武雄壮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丽的音乐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