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式的梦想都是对文明的一种威胁｜纯粹阅读(2)

19世纪末，人文主义者丧失了一个特殊的保护自己的位置，介于以马丁·路德和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Savonarola Girolamo）[注]为代表的宗教反对派，以及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激进的世俗主义者占领的位置之间。当然他们的守护神是伊拉斯谟，他是继蒙田之后的另一人，其讽刺的态度保证了其个人诚信度，让他们能看到每一个问题所有的角度，但最终在公共领域屈服于无政府状态并将它作为唯一的权威。这种讽刺态度被美化为“超然”，以此名义化解了普通民众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假装在回顾的时候才发现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又证实了这一理想的超然态度之正确性。因此，人文主义者采取典型的中间立场，在“艺术”和“生活”之间、精神和奎托斯(力量)之间，躲进自己的乌托邦式的梦想里面，美其名曰“文化自治”。
因此，晚期的伊拉斯谟追随者及讽刺大师诺斯洛普·弗莱才如此区别两种批评——一种总是“涉及过去的文化”之“历史的”批评，和另一种“仅涉及未来的文化”之“伦理的”批评——而只有保证“及时和目前的文化自治”这份“自由”，才可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

[注]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是一位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从1494年到1498年担任佛罗伦斯的精神和世俗领袖。他反对文艺复兴艺术和哲学，焚烧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毁灭被他认为不道德的奢侈品。他以其严厉的讲道著称，他的讲道往往充满批评，并直接针对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以及美第奇家族。萨佛纳罗拉因施政严苛而被佛罗伦斯的市民推翻，以火刑处死。图为Fra Bartolommeo创作的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像（1498年）。
在我看来，我们最近听到许多人所谓的人文危机源于人文主义者意识到“自治文化”受到攻击，不仅来自政治左翼和右翼，而且也来自文化本身，来自其中那些以自治为其创造性的活动之必要前提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政治光谱无论极“左”还是极右，艺术、科学和哲学时常需要投身、关注或者更普遍的说法是具备“社会责任”。传统学术界所声称的超然，知识分子的理想是“自由浮动的”，科学家“公正无私”的概念，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些都只不过意味着维护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权罢了。现代艺术的创建恰恰需要摧毁艺术与生活的区别，恰似现代社会思想是为消除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消除的。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媒体的支持，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大众观众群兴起，并且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和力量，催生了一个新的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