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背后：第一油画村的艰难转型(3)

周永久给前来买画的顾客拿来范画。郑子愚摄
2 早就开启的转型
“现在的大芬村，至少有上千人在做原创。”周峰曾是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的名誉会长，他表示，大芬村转型原创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大芬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成本逐步抬升，来自欧美的油画订单试图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深圳，这里作为衔接香港和内地通商口岸，自然成为新一代油画工厂最合适的选址。大量香港画商带着欧美的订单涌入深圳，雇佣内地更便宜的画工，大芬逐渐成为批量生产油画的聚集地。
所谓的“流水线作画”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周永久回忆，为了赶订单，他们将工厂的模式带入了画室：有人负责打一层薄底，有人负责画眼睛，有人负责涂背景……周永久则负责最终的调整修改。这种粗糙刻板的绘画流程成为大芬村的“特产”。他最多时带了33个徒弟，临摹的技艺说不上精湛，但25分钟就能画出一张《向日葵》。
“真是无忧无虑的年代。那时候我们租的房子两百块钱，四五个人分一间，一个月才几十块，买一斤肉3块钱。但你知道那时候卖一幅画能赚多少钱吗？四五百块呢。卖一幅画够你吃一个月了。”赵小勇记得，那是大芬的黄金时代，到处是从贵州、湖南、福建等地赶来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像农民一样赤裸着上身，在工作坊里挥汗如雨。晚上画完了，一群人呼朋唤友，吃烧烤，打桌球，喝酒谈天。他形容那段日子，“浪漫、自由、快乐”。

大芬村画工。郑子愚摄
2005年前后，大芬迎来了产值的巅峰。欧美市场70%的油画来自中国，而其中的80%则来自大芬。当年，大芬村的油画产业产值达到2.79亿元。也是在这一年，摄影记者余海波来到大芬村，拍下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在余海波的照片中，赵小勇、周永久等画工们正在蓬头垢面地画画、吃饭、睡觉，而四周的墙和天花板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世界名画。画上是圣母白皙丰腴的臂膀，画下是黝黑如柴的画工。这组名为《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作品获得了2006年的荷赛奖。
但好景没持续太久，大芬“代工厂”的高峰停留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踵而至，欧美国家收紧了口袋，大芬的订单量骤然跌落，“一下就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