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背后：第一油画村的艰难转型(4)

2008年上半年的广交会，有人用颗粒无收来形容，而此前，参会者经常能签到总额千万元计的订单。一整年，赵小勇的工作室只接到了一批订单，周永久那边则有7名徒弟出走。
就在一年前还高速运转的大芬村，画廊易主，画工出走，一片萧条。而这场产业转移带来的阵痛，正是启动大芬村转型的关键节点。
其实，许多普通画工都曾对艺术抱有遐想，只是过去十余年，涌来的订单让人没时间思考。
赵小勇记得，刚到大芬村时，自己曾有一台袖珍电视机，只有手掌那么大。在那块小小的黑白屏幕上，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梵高传》。“看完之后，很痴迷这个人，感觉梵高是一个异类，一个狂人，和我一样，也是个不成流派的草根。”
但这种遐想很快被生意冲淡。他曾接到一个大单——5000张梵高的《鸢尾花》，“我们整整画了一年，就只画这幅画。”2004年是赵小勇订单量最大的时期，一个月能接到1000多张，他从老家叫来不少亲朋好友一起帮忙，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出租屋里画画。
“当你画了十万张梵高之后，你都不用看照片，每一步怎么下笔，都已经背下来了。”赵小勇无需凝神，他能一边抽烟一边画画，一边聊天一边画画。重复带来的是自我意识的消除。
2008年的订单低谷，让油画商们纷纷转移市场重心。周峰回忆，当时中国的大基建时代来临，地产行业带领中国经济进入了又一轮狂飙，整个家装市场的装饰画需求猛增。“以前我们的客户是外国的，需要的是名画复制品，进入第二阶段后，我们客户是中国的，来自地产、会所、酒店，他们需要的是‘新、奇、特’的装饰画，流行的是新中式、轻奢风、日韩风。”喷绘画成本更低，代替手工油画成为市场新流行。
于是，接不到订单的画工们被迫停下来，寻找新的出路。
2009年夏，周永久收到曾经的学徒从兰州发来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片向日葵地。他当即告诉妻子要去兰州看向日葵，妻子觉得不可思议：大芬村附近的花店也能买到葵花，为什么非要去兰州看呢？
周永久直冲兰州。在西北内陆令人难忘的酷暑中，他见到大片的向日葵花海，健康、茁壮。他摊开画材，用刮刀往画布上抹上一叠明黄色，模仿花瓣的饱满，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写生。
回到深圳后，他把这幅画放在店外。时至今日，他记不清那个来问价的是意大利人还是澳门人，也说不准当时报的是150元还是200元，总之，那是个随口一报的数字，比边上那幅临摹梵高的向日葵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