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晓星x郭春宁：动画人类学何以可能？

动画人类学何以可能？
从“动画纪录”谈起
对谈人_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
郭春宁（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20世纪60年代，伴随建制性的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分支学科出现，越来越多的视听影像进入人类学的调研和表述之中。从胶片、磁带到数字影像，技术的更新换代不断扩展人类学基于文本书写的表征边界，并在80年代开始的反思人类学热潮中获得文本人类学的认可。21世纪初，前沿的人类学家以跨学科合作的形式不断挑战和拓展人类学的视域和认知。乔治·马库斯（George E. Marcus）提出人类学家应和艺术家合作，将民族志的洞见和戏剧、舞美以及设计等多元理念融合在田野工作中。[1]影视人类学家詹·茹比（Jay Ruby）建议以数字媒体突破传统民族志影像表达的限制。[2]在上述这些今天被表述为“多模态人类学”（multimodal anthropology）实践的倡议下，以动画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尝试和人类学合作，发展成为新的分支力量—动画人类学，为人类学发展带来新生力量。
人类学者富晓星和动态影像艺术家、策展人郭春宁长期进行跨学科合作，在此次对谈中，她们继续聚焦“动画纪录”（animated documentary）[3]这一前沿动画分支，借由瑞典动画拍档汉娜·海尔伯恩（Hanna Heilborn）和大卫·安诺维奇（David Aronowitsch）于2002年至2012年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难民三部曲”，探索动画纪录的内嵌机制，检视动画与人类学的互映和相吸，反观动画人类学何以成为可能。

富晓星：你经常提到动画纪录的“记忆转向”对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影响很大，这是一种怎样的转向？
郭春宁：你提到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类学反思，其实动画纪录的反思浪潮也始于那个时期，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记忆研究的切入，尤其是通过某种自传体记忆方式进行视听表述。1995年，动画家保罗 · 菲林格尔（Paul Fierlinger）创作了第一部自传体动画纪录长片——《从记忆中来》（Drawn From Memory）。片名中的drawn一语双关：一方面有提取之意，即提取记忆；另一方面也有画的意思，即菲林格尔把自己人生中的转折遭遇通过分层的手法绘制出来。这类纪录片最初很难被界定和归类，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反思的深入，它们的形式和内涵更加丰富。我想，后来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等动画纪录作品都是以新的方式延续了记忆表述的脉络，不仅呈现了个体记忆的多层次，也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动荡和苦难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