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伦理学”的探究者与践行者——周辅成伦理思想研究(6)

其三，人民道义或人民目的。周辅成认为，人民正义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普遍道义伦理。然而，人们切莫因此将之字面地或片面地理解为某种对人民道德行为的普遍约束，尽管这也是人民正义伦理之道义论的应有之义，但绝不是其全部含义，甚至也不是其最重要的道义要求。在他看来，与其说人民正义伦理是一种人民道义，毋宁说，它首先是一种针对政府的政治伦理责任要求或针对官员群体的政治伦理之责任要求。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一文中，周辅成分梳了两个孔子和两种儒学，一个是人民的孔子或人民心中的孔子，另一个是君王或庙堂之上的孔子；一种是人民儒学或民间伦理儒学，另一种是官方儒学或庙堂之上的政治儒学。人民的或人民心中的孔子虽始终不为各“国”君王所容，以至于孔子及其门徒不得不四野奔波有如“丧家之犬”，但他秉持春秋大义、“礼失而求诸野”的不懈道德努力，却最终能够深入民心，濡化为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伦理。
同样，汉以后被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实际上也被政治工具化了，但活在民间和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儒家伦理却依然具有持久鲜活的生命力。周辅成特别强调，远古时期的美德伦理是自下而上的，各种德行要求首先是对“上”的，而且只有“上”行不陋，方可在“下”层民间大化流行。比如，早在孔子之前，“忠”被视为一种基本美德，但“忠”之所指，首先是“忠于人民”。《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有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所谓“礼不下庶人”，原意是指“履行道德责任”首先是且根本就是统治阶层的责任，它要求统治者应当对人民大众负责，社会伦理道德之事首先且根本是君臣要务，而非平民百姓之责。周辅成又引用《国语·鲁语上》所言：“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以君为范，以吏为师，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君行则民从，正如《国语·鲁语上》所言：“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不难看出，在此中所蕴含的人民伦理学中，人民道义论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或先对“上”后“下”行的责任伦理。这一思想的重要价值远不止于对孔子和儒家伦理思想的正本清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民伦理的道义力量和伦理民主的伟大意义。
人格化的理想：道德君子和伦理仁者
周辅成的人民伦理首先是一种底线伦理，而非某种高高在上的理想化甚至教条化的抽象伦理。在他看来，这既符合人类道德文明的生成演进史实，也是道德伦理能够真实可行并普遍有效的前提条件，人类早期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从“习俗的道德”逐渐步入“反省的道德”的过程。然而，即便是证成了这一判断，也不能因此而断定，周辅成的人民伦理仅仅止步于底线伦理，甚或以为它仅仅只是一种底线伦理。事实上，周辅成从未放弃对道德高度或理想道德的追求，只不过从一开始他便对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精神价值导向与实践限度有着较为充分的哲学自觉，在宣称其道德理想主义志向的同时，确立并保持着一种“实在论的”或“现实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而且在他的伦理学理论与人生学术实践中，这种“实在论的”或“现实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远不只是一种理论主张，更是一种浸透着人生哲学和生命体悟的人格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