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国语运动如何改变现代中国？(13)

刘文楠：还有前一阵子那个“外婆”变“姥姥”的问题，上海的小学语文课本非要把原文里的“外婆”改成“姥姥”，江南地区的人谁会叫“姥姥”？摇啊摇，摇到姥姥桥？太奇怪了。
王东杰：我是北方人，当然是叫姥姥的，可是我从来没有一个印象，觉得姥姥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没有这个感觉。
刘文楠：所以你书里其实讨论的就是这个方言变正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一定是有公权力的介入。跟过去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公权力介入得过多了，它应该更有弹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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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徐锋：比如说原来说的这个观点我也比较关注，就刚才说的姥姥的这个议题，它知道它是怎么来，为什么来这样推进，比如说因为一个办事人员他看到这个议题，他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写这个公文，他没有经过讨论，他是怎么样最后来，其实跟那个，我有一个感觉，可能涉及议题当中，他是怎么来推动和讨论、辩论、竞争、角力，这个可能如果说来做国语运动，后续的题目非常有意思，如果能弄到，不管是相关的政策和档案，或者当时的机构的档案，他原来有竞争的关系，从具体的一些可能的个案的重新的讨论和重新的深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档案性的支撑，可能会使得它更丰富。
当时我们在改革这个国语，是觉得中国当时小孩读书，让人没有办法理解语言的意思，根本找不到脉络，但是这里面讲到一个洋人过来之后，他小孩看了几天的字母以后开始读书了，这个在诠释我们中国传统读四书五经也好，它是一种训练方式和死记硬背的，我觉得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或者长期的东西，但是它为什么不是因为推行这个西式的小学什么的。他们有的很多小孩终身没有进入大学，只是读一点私塾。他们就通过读一点私塾，真的是农民在用，小朋友也教你数学，学一点语文，学一点之后，他好像跟我们常规的读一个初中的小孩子的运用能力差不多。所以我说那里面，我们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国语运动，如果说改变一下私塾，改变一下方式，其实国语是不是它的改革会有另外一种思路？
刘文楠：这个可能跟新生活运动也有一点关系，那就是新生活运动时推行的国民教育。它在农村其实就是一种速成教育，只要求很少的识字量，很多都是和爱国有关的标语，根本不是从你说的实用性的角度来看，而是把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联系在一起。像这种速成教育，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有很多夜校还是这么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