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稷丨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6)

4、现代出版的发源地和企业母体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首家现代出版企业，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孵化器。“商、中、世、大、开”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五家出版机构，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四家，其创始人和业务骨干，大多出自商务印书馆。
如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曾为商务出版部部长，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为商务的员工，开明书店总经理章锡琛以及后期主持开明的叶圣陶等，均为商务骨干编辑、杂志主编。四家公司皆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制度和组织结构，并复制其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此外，它们的出版思路和图书选题也多参照、模仿、跟随商务。
以中华为例，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出《四部备要》，商务出《小学生文库》，中华出《小朋友文库》，商务出《小说月报》，中华出《中华小说界》，等等。商务印书馆在企业经营方面的示范效应一直持续到抗战后期。商务管理层，对同业竞争既保持相当的警觉，同时亦秉持相对坦然开明的态度。几家由商务母体诞生出来的出版机构，互相竞争、相映成辉，共同推动中国出版业发展，共同绘制现代文化丰富图景。
5、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建党早期作用
作为理想实验场的宽松兼容，使商务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孵化器，从而使其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扮演了特殊而关键的角色。新文化聚集的上海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舞台，是中国连接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枢纽。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吸引了大时代中不同的社会力量粉墨登场、汲取养分、互相竞争、发展壮大。而商务印书馆因其最庞大的规模、雄厚的实力、强大的生产组织和辐射能力，以及所拥有的几千名充分组织起来且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工人群体，成为中共在创立之初团结和倚重的力量。
1919~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0种，是同期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主要杂志均刊载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愈之、茅盾、杨贤江等先后担任过这些杂志主编，他们均是从商务出发走上革命道路的。早期中共领袖与商务都有不同程度的来往，陈独秀在商务出版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后被聘为馆外名誉编辑。中共“一大”核心人物李汉俊常为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写稿，并与李达共同介绍沈雁冰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