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宝莱坞为何完虐好莱坞？(7)

大量印度电影都对底层种姓的苦难和挣扎有相当浓墨重彩、无所畏惧的展示，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银幕内外的反抗，最终到达的，永远只是“提升低种姓群体的地位和尊严”，而不是“彻底摆脱和否弃种姓这一社会痼疾”。
啥都没搞定，只好拍电影，啥都没搞定，却利于拍出越来越多的电影。你瞧，再一次“江山不幸诗家幸”了。
正是对现实阶序的束手无策，又掉过头来加剧了影像自身的乌托邦色彩，也正好对应其惯用的美学技巧：别较真，没什么不是跳一场舞就能放下的。
还要看到，始终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存在：我们会进行口耳相传的、在院线引进的，已是印度电影里最出色的那些，是印度电影对外输送过程中汰弱留强、去粗取精、接受过口碑沉淀和风评筛选后的最终胜出者们。
就像，一个欧洲人能想起的中国电影，也逃不过张艺谋、李安、姜文、贾樟柯……（这还得是一位很爱看电影的欧洲人），他大约也会感叹中国电影真是佳作频出、要深度有深度要诚意有诚意要情怀有情怀，因为他肯定没机会知道《富春山居图》《逐梦演艺圈》和《小时代》。
所以还是客观一点：印度和中国，都各有各的好片，也各有各的烂片。
因此我们提出的，是向印度电影适当地学习，而不是一昧地猎奇或嘲笑，更不是向印度电影称臣认输。
归根结底，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古老又正拥抱现代机遇的国家，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在讲述自身故事过程中，其电影产品和产业背后，一定蕴含着诸多可思考比对的交集。
印度电影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模式和质地？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它在这种模式和质地下取得了什么？我们的共同困境和共同机会是什么？中国电影能从中学习什么和规避什么？有什么值得相互借鉴的东西？
这，才是本文最突出的目的。
原标题：《在印度，宝莱坞为何完虐好莱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