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学林纪丨解读“人鸟山真形图”：身中混沌之气的神圣化描摹(2)

二、“人鸟山真形图”的创制
学界一般认为，“人鸟山真形图”约创制于南北朝至唐代之间，但在具体时间上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是唐代，另有学者则更倾向于南北朝。
在《道藏通考》中，施舟人和傅飞岚把现存两幅人鸟山真形图——《玄览人鸟山经图》（以下简称《玄览图》）和《元览山形图》（以下简称《元览图》），皆列录为唐代经典（Vitiello 2004, p.421）。另有学者则发现，《玄览图》含有来自印度密宗经咒图的影响因素，故人鸟山真形图当出现于唐代。例如，辛德勇认为，《玄览图》“四周环绕有说明性文字，明显带有模仿佛教密宗陀罗尼经咒的痕迹”（Xin 2016, p.7）。黄士珊亦认为，“《玄览图》的文字与图像交界的位置，类似被称为佛教真言宗的符咒设计,它们流行于九世纪和十世纪”；“道教借用佛教的设计来制作他们的真形图。这一事实表明，《玄览图》具有与佛教符咒类似的功能，可能也是在同一时期创建的”（Huang 2012, p. 139）。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
因为《玄览图》经文把佛教“须弥山”、月支国“震檀之香”等物象，一并纳入其中，且其图式也颇似密教（guhya）经咒图文，称为“人鸟山经咒”（《洞真太上八道命籍经》 1988, p.512）。
然而，把域外（包括南亚、中亚等）“神山”及相关物产名称，纳入中国神学地理体系，实为东晋南北朝知识界之风尚。东晋南北朝，道教已把佛教须弥山视为道教仙山，甚而把须弥山与人鸟山混同为一。例如，西王母“治于须弥之山，以山镇固于巨海，遏断于长源”；修道者“上登须弥之山，倏欻之间，而天地都清矣”。[1] “绿那罗卫之国，须弥灵飞人鸟之山，元始天王所别治”。[2] “诸地各有五岳、八俱、昆仑、须弥，大小不同”。[3] “绿那罗卫之国，昆仑人鸟之山，元始天王所别治，七宝宫室，高台凌天。西王母初学道，亦登此山。其上三洞经悉具，书虚中作经，一字方一丈也。是山真形图至重，服佩便得三洞之玄真矣”。[4] 可见，南北朝道士已把佛教中的绿那罗卫之国（Kapilavastu）、七宝宫室，与道教昆仑、五岳真形图等因素，一并与“人鸟”联结混合起来。
因此，我们不能依据人鸟山真形图杂含佛教或密教文化因素，就轻易认定它出于唐代。
事实上，更多学者主张人鸟山真形图出于东晋南北朝。例如，姜生提出，人鸟山真形图当创制于南北朝。[5] 罗焱英整理了与人鸟山有关的六朝道经，包括《洞玄五符经》《十洲记》《八素真经》《雌一经》《太上玉经隐注》等，并对之作了较为周详的考证和分析；发现东晋末道经《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首次提及人鸟山真形图，因而得出结论说：“《玄览人鸟山经图》的成书约在东晋中后期至唐初之间，至迟应在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之前已经成书”。[6] 此限定时间虽失之过宽，但其推断《玄览图》出书时间上限为东晋中后期，应比较可靠。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曾注意到，《玄览图》部分经文引自早期道经《洞玄五符经》，并认为《洞玄五符经》可能就是已失传的《五符人鸟经》。[7] 另据白照杰最近考证，南朝道士陆修静（406-477）编撰了一部《人鸟五符》，流传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