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温：他们自由了，我们才能自由(5)

1948 年 11 月，当他离开美国时，鲍德温已经开始为一些文学杂志，比如《评论》撰稿，这些文章让他在小说处女作出版前就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但这些短小的文章并没有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在巴黎，他发现自己面临的经济困窘和他在美国经历过的捉襟见肘不相上下，但随着他的前两部小说出版，他个人的经济状况立刻大为改善后，他发现了一种更难摆脱的东西：尽管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让他能够远离美国诸多邪恶的庇护所，但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个美国人。那些和身在海外的他错过的美国民权运动的新闻，让他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故土，他无法真正自由地生活，但在欧洲，他很难摆脱这样的感觉，即自己只是躲起来，而没有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地方。我们因此可以看到鲍德温忧郁的原因：做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在一个同性恋不仅被普遍诋毁，更会被法律惩罚的年代，做一个同性恋者；
在他的祖国作为一个被蔑视的局外人，少数派当中的少数派。这些就是他在短篇小说、散文和小说中吟唱的布鲁斯，而与我们之前对布鲁斯的定义相吻合，他的写作是克制、超然而智慧的，这让他能洞悉自身问题的真正面目，并且试图超越它们。他也试图为他的祖国付出同样的努力。
布鲁斯音乐的一个核心事实，尽管它是美国黑人的创作，但它同样也是多种文化杂交的产物；它糅合了欧洲的曲风和黑人的声乐风格、情感、韵律，以及赋予这种音乐独特声韵的五级音或七级音降音的压音音符（或“布鲁斯音符”）的存在。从他写作生涯伊始，鲍德温就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布鲁斯歌手——他的作品将他自小就浸淫其中的欧洲文学大师们在形式上的掌控力，和黑人教堂布道的韵律、复奏和激昂糅合在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鲍德温处女作小说《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中的第一段——这本小说出版于1953年，当时他在法国——小说描述了哈莱姆区格兰姆斯一家人的遭遇，这家人的境况和鲍德温一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小说第一页就描述了这个家庭在周日的生活场景：
他们那天会一起起床，他父亲当天不用去工作，就会带领大家完成早餐前的饭祷；他母亲那天一般会精心打扮一下，看起来几乎是非常年轻了，头发被拉直了，头上戴着几乎是那些神圣的妇女固定装束的合身的白帽子；他的弟弟罗伊那天从早到晚都会沉默寡言，因为他父亲待在家里。
这一段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有三个分号和八个逗号， 行文之流畅应该会让鲍德温崇敬的亨利·詹姆斯也会引以为豪，这也是鲍德温标志的风格。同时，我们注意到“那天”这个词的重复，从信息提供的角度，这个词的重复不是完全必要的，但会让人联想起教堂唱诗的节奏；一个人甚至可以想象刚刚这段话是出自一位牧师之口，每一个“那天”都赋予词语某种难以言说的含义，每一次重复，都会让听众去思考这个词语的另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