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温：他们自由了，我们才能自由(4)

因为他对布道的天赋，又因为他的年轻是一种吸引力，结果他比他父亲更受教堂会众欢迎，这是鲍德温击败的第一个父亲的形象，但并非最后一个。
詹姆斯·鲍德温的诸多天赋之一，就是直面和应对现实的能力。在他担任少年牧师的那三年里，他逐渐意识到，作为一种机构的教会的基础不是爱，而是恐惧、自卫和排斥，这么做是为了一个必定比此生要好的来世做准备，这么做的时候对个人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的命运都漠不关心。鲍德温在这个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极度阳光的男孩，他也被显赫的德怀特·克林顿公立高中录取，他的很多同学都是犹太人，而他也觉得去相信他的朋友们因为自己的出生就要遭受永恒的诅咒这一点很虚假，而且很邪恶。他同样看到，自己所处的那个教堂总体上对白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其他人都毫无爱心，也毫无用处。鲍德温本可以在教堂里享受某种特权的舒适地位，他也喜欢教堂的音乐，而《圣经》的文本也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和韵律，但他知道，为了对自己、对自己的信仰保持诚实，他必须离开教堂。
他预感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传道者， 或者用他经常说的那句，“他离开布道坛是为了传播福音。”
在面对其他事物时——包括他自己的性向，以及在一个充斥着种族仇恨的社会里等待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鲍德温亦带有同样的坦诚。他在青年时代也和女人约会过，但后来亦建立了和同性的关系，他似乎从来没有试图掩盖这一点——“我爱过一些男人，我爱些一些女人”，是他对此的表态。但事实上更难适应的一点，是他发现他几乎在一点上是对的，即鲍德温在《土生子札记》一书中所谓的“白人的分量”。二战期间，快 20 岁的鲍德温离家，在新泽西的国防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他也写到，当他在只接待白人顾客的餐馆和其他场所受到诸般羞辱时，他一开始是难以置信的。他生动地描述了那些经历在他心中唤起的痛苦和愤怒，尤其是某个晚上，当他第 N 次被一个餐馆拒绝——“我们不接待黑人”时，他情绪失控的情形。那让他身处险境，差点丧命。之后鲍德温意识到，用他的话说，他的生活，他真正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不是由于别人会做什么，而是由于我自己心中怀有的仇恨”。
而正是这种认识，让他在不会法语、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远遁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