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温：他们自由了，我们才能自由(7)

同时，大卫只能在私下里释放自己密不告人的对同性的情欲，表面上在冠冕堂皇地维持着主流生活。但这本小说的最后一段，却暗示了逃脱自我的不可能性。乔万尼收到一封房间，信上告知他乔万尼已经被行刑，鲍德温写道：
我拿到雅各寄给我的那只蓝色的信封，慢慢将它撕得粉碎，任它们四散风中，不知所踪。我转身朝等我的人走去，那阵风将一些碎片又吹回我身边。
大卫没能唱出自己的布鲁斯，其下场也是悲剧性的。
在他的两本小说之间，1955 年，鲍德温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土生子札记》，同名文章是关于鲍德温父子关系的一首极度坦诚、毫不伤感的布鲁斯。他是在思考美国的种族问题时才意识到自己和父亲的关系的，而他父亲的一生也让鲍德温明白了一个道理——用鲍德温的话说——“逃避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乔万尼的房间》结局背后的真相，而这一具有生命力的观点，盘亘在鲍德温最杰出的作品当中。我们无法逃避任何事物，但我们可以超越他们，只要我们愿意挑战自己，让自己直面现实。鲍德温知道这必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的作品中也许没有一个词会像“可怕的”（terrifying）这个词一样高频率地出现——但是他深知这是一项必然的任务。对鲍德温来说，这项任务的第二部分，即在自己的写作中贯彻这一真理。他在为第二本散文集《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Nobody Knows My Name，1961）一书所写的导读中写道，“自我欺骗，不管是服务于多么渺小或者多么崇高的目标，都是没有一个作家能承担得起的巨大代价。
（作家的）主题就是他自己，就是世界，这需要他调动每一寸气力去努力地真实地打量自己、打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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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节选
首发于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jimmys-blues/
原标题：《詹姆斯·鲍德温：他们自由了，我们才能自由｜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