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蒙特罗：那些被隐去的人生(4)

此外，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达到一个顶峰。上帝奄奄一息，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已经不再是解读未知事物的绝对答案，整个宇宙需要被重新定义。女性成了“存在”之外的另一个未知，一个需要用科学术语来揭示的奥秘。19世纪末，人类相信智者的语言和学者的研究能够照亮并驱散现实中的所有迷雾。
因此，女性成为男性的研究对象。他们将女性与“正常人”进行比较，即与男性的价值和特质进行比较。达尔文说：“我们普遍承认，女性的直觉、感性以及模仿能力都比男性更加突出，但是这些才能中，至少有几项是属于低等族群的特点，因此，女性处于一种过时的文明以及不发达的状态中。”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女性被视为一种异常的、不得不忍受月经和疼痛折磨的病态生物。女性塑身衣这种不健康又折磨人的时尚可以扭曲人的肋骨，并引起子宫和肝脏的移位，增加女性窒息和晕厥的可能性，而在世界上缺少位置以及暗淡的生活前景又加剧了女性的沮丧和焦虑。正因如此，当时女性不但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生物，而且确实也是病态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着一场名为厌食症的“瘟疫”，患者饱受奇怪的慢性病折磨，甚至达到弗洛伊德所谓“歇斯底里”的程度。小说家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典型女性：聪明、充满激情，却受制于社会环境。这个灵感很可能来自他的亲妹妹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一个敏感而富有创造力的女人。她热爱写作（她的日记不久前刚被出版），却无法像亨利一样上大学，得到必要的支持，以便全身心投入写作。爱丽丝就是一位慢性病患者，谜一样的病痛使她从19岁开始就成了废人，到43岁突发癌症时，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迎接死亡。
对于女性来说，那一定是非常痛苦而艰难的时代。底层社会的妇女因工厂16个小时的轮班制度而精疲力竭，还得承担生育和照顾家庭的任务，而中上层阶级的女性则被囚禁于金牢笼中。19世纪文学中的女主人公们都在诉说女性的悲剧，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庭长夫人》中的安娜·奥索雷斯，她们敏感、聪慧、有能力，却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她们试图通过浪漫的爱情逃离空虚，却又因触犯僵化、严厉的社会准则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除了个别例外，比如作家马克·吐温就一直是一位令人欣喜的女性主义者。那个时代，男性大都对女性持敌对态度，对女性的不理解也很普遍，所以很多女性开始选择独身，并同其他女性结成了终身伴侣的关系。在美国，这样的关系被称为“波士顿婚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士顿人》正讲述了这样一个女性世界。这种关系中并非必然存在女同性恋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活跃、独立、有知识、不愿意顺从社会禁锢的女性们之间的感情联结，以及面对生活时的互相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