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谈契诃夫：他生活在19世纪，思想属于20、21世纪(16)

的确，《我的一生》里存有可以理解为宣扬“劳工神圣”的思想，小说主人公不在衙门供职而当了一个油漆工人，并为此而自豪，小说里还有一些高声谴责城市社会生活的“过激言论”，如：
“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许许多多隐忍的、慢性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什么活着……他们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像痛恨敌人一样。”
“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贡献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有点生气的、稍稍发出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
但《我的一生》的最后一章还是出现了乐观主义的调子：“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都会影响现在的、将来的生活。”
契诃夫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新别墅》（1899）里，怀着忧伤，写了一个农民们不能与“新别墅”的主人——工程师夫妇和睦相处的故事。
“他们想：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善良，安分，通情达理，敬畏上帝，叶连娜·伊凡诺芙娜也安分，心好，温和，谁看见她那模样都会觉得可怜，然而为什么他们处不来，分手的时候像仇人似的？”
契诃夫不赞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他写《决斗》就是希望那两个性格与人生观迥异的知识分子不要发生“决斗”。小说在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发出如下的呼吁：“为什么他恨拉耶甫斯基，拉耶甫斯基也恨他呢？为什么他们要决斗呢？”“如果我们没有从小被安乐的生活环境和周围的上流人物惯坏；那么，他们会多么友好，多么乐于原谅对方的缺点，多么珍视彼此的优点啊。”
拉耶甫斯基和动物学家冯·柯连放弃“决斗”，相视一笑泯恩仇之后，终于想到：“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总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错误、生活的烦闷把他们抛回来，然而渴求真理的心情和顽强的意志又促使他们不断前进。”
要说对于“学说”的信仰，那么契诃夫倒是说过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过浓厚兴趣。这也支撑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
十四
2004年，以色列一家剧院以舞台剧《安魂曲》参加北京的契诃夫戏剧节，引起了首都戏剧界的不小震撼。
《安魂曲》由契诃夫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洛希尔的提琴》（1894）、《在峡谷里》（1900）和《苦恼》（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