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百年祭(4)

好在今日懂英文的国人远多于100年前，Metaphysics字面的意思就是“物理学之后”，这里的“物理学”并非伽利略们研究的那门精密科学，而专指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知识的一部同名著作，后来Metaphysics这个词被法国哲学家与科学家笛卡尔用来指称“第一哲学”，主要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所谓人生观就属于本体论的一部分。
日本明治时代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借用《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将其译作“形而上学”。严复不满意他的翻译，曾经倡用“玄学”取而代之，但是没有被人接受。所以说，“科玄之争”的说法不够准确，有人提议改称“科哲之战”是有道理的，不过前说早已约定俗成，本文还是循例沿用。
4.时代背景
“科玄论战”发生的时候，正值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不同派系的军阀混战不断，毕竟帝制倾覆，党派政治初露头角，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新闻、出版、教育和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景象。以10年为限，对“科玄论战”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共有四桩，四者之间也不无联系。
第一是1914—1918年期间欧洲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4年多的时间里，大约有7000万人卷入战争，数千万人在机器绞杀和炸弹或毒气中伤亡，原本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一下子尸横遍野。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惨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科学与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追问它们给人类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
1918年底，梁启超以非正式顾问身份赴欧洲观察巴黎和会，随员有张君劢、丁文江等6人，取道海路于1919年2月18日抵达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蒙羞，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梁启超等人游历欧洲多国并会见了柏格森、倭伊铿等西方哲学家，回国后写了《欧游心影录》，1920年3月首先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该书指出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功利主义和强权意志学说导致欧洲陷入权力崇拜，迷信“科学万能”动摇了宗教与道德的基础，认为国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东西文化的优劣短长。
第二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这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迁往北京并更名为《新青年》，与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一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向封建传统思想发起全面的冲击。1917年胡适等人又祭起“文学革命”大旗，提倡白话文，主张废除文言文。1919年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创办了《新潮》，继续推进“文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