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百年祭(8)

“对于中国来说，其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文化，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相对匮乏，因而中国历史上也就较少西方那样对科学的顶礼膜拜。然而‘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本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另一极端：例如对于1923年那场‘科玄大战’，从受到五四影响的新青年到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舆论，无不对‘玄学鬼’们嗤之以鼻，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仅靠科学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以上妄言出自我2000年写的一篇小文《科学史、科技战略和创新文化》，之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宣扬此意。尽管“两种文化”的命题是1959年才被正式提出来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却由来已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诗人画家）对帕多瓦（医生科学家），启蒙运动时代的卢梭对伏尔泰，18到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维多利亚时代的阿诺德对赫胥黎（参见拙文《“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年4月19日），都可以说是“斯诺命题”的先声，只是没有人用斯诺那种图谱式的清晰命题表达出来而已。能够在“两种文化”的视野下审视“科玄论战”，这一事实本身就彰显了那场思想论战的意义。
1965年，美籍华裔学者郭颖颐写了一本《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其中着力分析的事例就是“科玄论战”。他认为，无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学”阵营中的许多辩词都带有强烈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后来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从字面上看似乎应该译成“科学主义”，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无须加这个“唯”字，并且以“科学主义者”自诩。实际上这是望文生义，范岱年先生指出：“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而有意思的是，我国有一些科学主义者却把这当作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关于唯科学主义的定义，国内的学者已做过许多详细的介绍。强唯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弱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范岱年《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载于2005年10月21日、11月18日《中国科学报》〈时名“科学时报”〉）。
胡适把科学比作如来佛就是“科学万能”论的典型。他还写道：“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丁文江直接提到“科学的万能”。吴稚晖则有七个坚信，最后一个是“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这些都是强唯科学主义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