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里的世界图景与社会影像|弗里德·里奇(4)

© Bryan Denton近日，我策划了布莱恩·登顿（Bryan Denton）以利比亚为主题的照片展，他曾在那作为《纽约时报》的自由撰稿人工作了6个月。登顿的阿拉伯语颇为熟练，他在贝鲁特住过几年，拍了不少反映利比亚革命的影像作品，并深知自己刊在纽约时报上的照片会被当地人评说。在围绕这一展览而举办的一场专题讨论会上，登顿以幻灯片的形式放映自己的作品。放映结束后，我请一位前来参加讨论会的利比亚姑娘就这些照片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位利比亚姑娘是一位修习健康科学方向的学生。她先是为这些反映祖国革命的照片而向所有人表示感谢，之后便特别提及了一张她在参会前一天刚收到的照片。那是一张由手机拍摄的照片，在照片中，她的爷爷站在前独裁者穆哈迈尔·卡扎菲被放在冷柜中的尸体旁，露出了40年来的第一次微笑。在整个展览中，这张照片对这个姑娘意义最为深刻，它已经成为家庭相册的一部分。
当然，过滤和审查制度的历史悠久，它们让大众媒体的叙事看起来既无关紧要又不负责任——大众媒体叙事成为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这也让批评家难以干预或挑起社会辩论。然而，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西班牙内战时期民兵死亡的照片（尽管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产生了分歧），为新闻界创造了最伟大的反法西斯标志之一。其他艺术家则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用摄影拼贴画抗议纳粹主义的崛起；毕加索绘制了《格尔尼卡》；美国农场安全局的摄影师们帮助政府推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关于社会安全网的立法；在各国开展的工人摄影运动则类似今天的公民记者，用影像记录他们的生活。

© John Heart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