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宋剑华：“生”与“死”的灵魂对话——重读何其芳的散文《墓》(2)

目的就是要以“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去“掩饰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的过咎”，且用“陈旧的厌世主义”去麻痹自己的灵魂。艾青批判《墓》的思想出发点，是旗帜鲜明的阶级立场：“我自己就是一个乡下农人的孩子，在我生活的周围从没有发觉过如此天仙般的玲玲——至于乡下真正的玲玲，决不会被作为诗人的雪麟所爱，也不会衷心地爱上只会讲俏皮话或用尽心思去讨都市女人欢心的雪麟——但是，不幸她们——农家的女孩们——现在都在苦难中，不但不会向花草要求讲一个快乐的故事，而且要蓬头垢面辗轧在凄楚的日常之轮下，发出冗长的呻吟，叹怨着好年成的不到来；她们之中，更有不知多少临近了死亡，发出最后的哀叫，我敢问何其芳能真的爱她们吗？”上述种种说法都在强调《墓》的主题是描写“爱情”，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墓》的象征寓意性。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知人论事”，意思是说若要“谈其事”，首先就必须要去“知其人”。何其芳之所以要在“初秋的薄暮”中，去描写一个长眠于地下的“美丽的灵魂”，并非是他情窦初开的诗性大发，而是一种对于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青年何其芳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对于生命现象的好奇之心。他说“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欢做着过舒服的生活的梦”，于是他独自一人远离尘嚣、沉入思考，那种“乘桴浮于海”的执着精神，绝不仅仅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而是一种浸透于骨髓里的心灵感悟：“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种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这种与生俱来的人格秉性又促使“我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拒绝同外部世界去进行对话，隔离与社会之间的思想交流，进而“长久地对政治和斗争冷淡——乖僻到不喜欢流行的、大家承认的、甚至于伟大的东西。
”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概念里，“孤独”与“寂寞”是指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质，就像萨特所指出的那样：“它存在，因为它被抛入一个世界之中，弃置于一种‘处境’之中，它存在是因为它是纯粹的偶然性。”由于“人”是被动地被“抛入”到了这个荒诞的世界中，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必然要受制于这个荒诞世界的道德准则；所以叔本华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孤独无依时，他才真正是自由的”。毋庸置疑，从“寂寞”中去感受“自由”，是智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比如，鲁迅也常说自己是“孤独”和“寂寞”的，但他却是一个真正获得了灵魂自由的现代智者，一部貌似冷酷、情绪绝望的散文诗集《野草》，却从头至尾都是作者本人的生命写真。何其芳的《墓》与《画梦录》也是如此，他超越生死让灵魂在大自然中自由地徜徉，并希望自己永远能够“独步在阳光与垂柳的堤岸上”，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倔强的“灵魂的独语者”（《画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