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宋剑华：“生”与“死”的灵魂对话——重读何其芳的散文《墓》(8)

”“朦胧间觉我是只蜗牛/爬行在砖隙，迷失了路，/一叶绿阴和着露凉/使我睡去，做长长的梦”（诗歌《墙》）。“明知如过隙驹，乃与之竞逐”（散文《梦后》），拖着疲惫的身躯，他想起了道家和庄子。青年何其芳曾有一段时间，非常相信道家的“物化”之说，认为肉身死去便是灵魂自由之始，不死之灵魂才是生命的本真。他不仅在散文《墓》中表达了这种思想见解，而且还在诗歌《古代人底情感》中，将生命轮回的“物化”现象，理解为是一种生命的常态现象：“仿佛跋涉在荒野/循磷火的指引前进/最终是一个古代的墓圹/我折身归来/心里充满生底博动/但走入我底屋子/四壁剥落/床上躺着我自己的尸首/七尺木棺是我底新居/再不说寂寞和黑暗了/坟头草年年地绿/坟侧的树又可以做他人的棺材”。这首诗的奥秘，是何其芳隐晦地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我”的生命完结以后，又“物化”为“绿树”的生命；
“绿树”的生命完结以后，又再次“物化”为他者的生命——最终导致了生命在不断“物化”的过程当中，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何其芳当然并没有长久地沉迷于道家哲学，“出世”之梦也是非常短暂的，他创作于1935年的诗歌《箜篌引》，便是他思想转向的一个临界点：“不要奔向那水妖的魔咒的呼唤/那从我怀里夺取你的爱情的水妖/不要奔向她玄缁的天鹅似的腰身/深蓝的猫眼石似的含毒汁的明睛/黝黑的海藻似的柔韧的长发/对你洒来青色雨点似的蛊惑的话。”在这首诗歌中，“水妖”象征着一种“出世”的期盼，“爱情”又象征着一种“入世”的意愿，“水妖”与“爱情”之间的相互博弈，集中反映着诗人内心世界的激烈冲突。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终于把何其芳从“画梦”中“摇醒”；他开始挣脱束缚自我的“黑色的网”（诗歌《声音》），并放开歌喉去“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长的力量。”（诗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何其芳思想的彻底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观的改造过程：
“对于一个从旧社会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教育与行动上的实践，使他的思想情感得到改造，达到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那他就会忧国忧民，而不忧己忧私了。”何其芳由一个“忧己忧私”的时代愤青，转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时代先锋，表明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倔强的“灵魂的独语者”，而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过话又说回来，何其芳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他虽然在思想上进步了，“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退步的样子”。这种深深地感叹对于何其芳本人而言，就是再也写不出像《墓》那样的美文了。
作者简介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标题：《《写作》新刊｜宋剑华：“生”与“死”的灵魂对话——重读何其芳的散文《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