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宋剑华：“生”与“死”的灵魂对话——重读何其芳的散文《墓》(7)

“在那枝叶覆阴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庄严的坟墓，白色的山羊，草虫的鸣声和翅膀，有着我孩提时的足迹和欢笑和恐惧”（《梦中道路》）；“突然间我们王国变成了坟墓。那一抔之土并不是一个点缀，这里的沉默与和平环绕着它如群星之于太阳，对于你，墓中人呵，我不过是一个过路客而已——对于坟墓，白发和红颜有什么分别呢”（《蚁》），等等。无论废名还是何其芳，他们描写“墓”或“坟”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在表现一种赞美“死亡”的颓废意识，而是在讴歌一种“生命”超越“死亡”的精神追求。对于信奉道家生命哲学的他们而言，“墓”与“坟”其实不过是一堆普通的黄土罢了，说穿了也就是道家生命哲学中所说的“无”，“黄土”与“无”又有什么好可怕的呢？
“死亡”是生命最为公平的一种表现，这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推断《墓》的创作主题，无非是在借一个“死亡”少女的故事，去阐释《庄子·至乐》篇中灵魂不灭的“物化”思想：“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玲玲虽然“死了”，但她“物化”后的灵魂却得到了绝对自由。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已经迷失了方向的青年雪麟，才会从玲玲那里捕捉到了一缕“幸福”而“满足”的“天堂”之光。因此，玲玲期待“爱情”的故事叙事，也在陡然间变成了雪麟寻找“希望”的故事叙事；这种巧妙的转换不仅提升了《墓》的艺术魅力，而且还大大强化了它的思想主题的深刻性。对于散文《墓》的阅读理解，我总觉得现在研究者的艺术嗅觉，好像远不如与何其芳同时代的那些学者，至少他们能够透过“爱情”的表象，看到这篇作品的本质所在。
比如有人说《墓》所“表现的灵魂是那样深刻，那样辽远，在描写上完全是诗的完成，每一句句子写上都使人沉思，使人深味”。更有人说何其芳作为一位“沉默的观察者，生来具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他写《墓》能够把“把无色看成有色，无形看成有形，抽象看成具体——同在铺展一个故事，何其芳先生多给我们一种哲学的解释”。是的，《墓》是哲学的，何其芳也是哲学的；我们理应从哲学的角度，尤其是中国的道家哲学，去重新认识散文《墓》的思想艺术价值。
《墓》写得凄美而不绝望，这与青年何其芳的思想状态密不可分。青年何其芳的“出世”意愿十分强烈，以至于学界有“两个何其芳”之说。青年何其芳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由于青少年时代他一直都生活在四川万县的大山世界里，即便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竟然还不知道中国社会曾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后来到北京去读大学，一方面受北平市民那种悠闲的生活氛围影响而不问世事，另一方面又受京派文人那种宁静致远的创作风格影响而向往自然。这两种外在因素与他内向的人格融和在一起，于是便形成了他“世上的事情都使我厌倦”的人生价值观。他说“我是怎样从蓬勃、快乐，又带着一点忧郁的歌唱变成彷徨在‘荒地’里的‘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又怎样企图遁入纯粹的幻想国土里而终于在那里找到一片空虚，一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