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类”规定的意义(5)

高清海总结道：“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只是从宗教的上帝本质引申而来，并不是从人的现实存在中概括出来的，因而他理解的类，在实质上也就超不出种所允许的天然差别范围，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26)
公正地说，费尔巴哈并非没有意识到个体以及个别性之于“类”规定的重要性。譬如，他曾经批评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称“虽然他们高度重视类，高度重视人类之优点，高度重视和尊崇知性，但他们却并不看重个体。与此相反，基督教却撇开类不管，只着眼于个体”(27)，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基督教由于过分的主观性而不懂得类”(28)，只关注个体，会使“类”消失。因此，他提出应该让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两者结合起来，把人看作是“类”与个体的统一。不仅如此，他也关注到人作为“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个体本质，称“没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实体”(29)等。当施蒂纳等人抨击他忽视个体时，费尔巴哈给予反击，争辩说只有自己的“感性”哲学才使个体获得真正的地位。“在费尔巴哈看来，个人是绝对的，即真正的、实在的实体。
”(30)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类”规定没有追求普遍性和个体的差别性的统一不符合事实。问题是，正如高清海所指出的，“他从类本性中所看到的差别，不过就是男女的一点性别差异，此外再没有别的了”(31)。而男女差别属于物种的自然差别，不是真正的个性差别。也就是说，在费尔巴哈那里，“类”概念的统一中缺少个别性，只有普遍性。
其实，问题不只高清海指出的这点。在笔者看来，更关键的问题是费尔巴哈论证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方式。由于论证方式不当，即使主观上想实现两者的统一，客观上也做不到。他的做法是“直接将个别的存在者跟普遍的存在者等同起来”(32)。具体说来，就是先将人的本质设定为上帝或者“类本质”之类的超越性存在，再让它直接下降到个体或者“栖身”于个人身上，实现与个别性的结合。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被动接受“类本质”的到来。由于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异质性，再加上它们之间没有中介，导致个体和“类”事实上仍然是分离的。这也是不管他怎样强调个别性，怎样强调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他的“类”总显得毫无内容、极度抽象的原因。
费尔巴哈之所以不能从个体一侧引申出“类本质”，是因为他不认为个体具备生成超越性本质的能力。在他看来，具备这种能力的只能是外部的超越性本身即上帝。“只有上帝，才是由自身而行为的、由自身而活动的存在者”(33)，“上帝是寓于我、伴同我、通过我、针对我、为了我而行为着的存在者”(34)。我之所以有“人”的模样，只是上帝将自己的本质异化给“我”，或者说运动到我身上的结果。现在，超越性的主体从上帝换成“人”，那么我之所以有“人”的模样，完全是“人”将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到“我”身上的结果。这是典型的费尔巴哈式“人的自我异化”理论(35)。在这种自我异化结构中，形成“类本质”的根据和动因只能是来自于普遍性(上帝或者“人”)一方，而不能是个别性(个体或者“我”)一方。这样，从个体或者“我”出发去生成“类”，在原理上就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