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想事，而不是想词(3)

讨论法律问题，法律人也不可能仅用法律语词。他们通常只是从法律视角讨论人们之间发生的种种具体的“事”或社会事件和现象，无论是“唐山烧烤店打人”还是演员李某某；或从法律视角切入讨论从这些具体事情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法律问题，如扫黑或不良艺人的法律规制和职业规制的问题。法律人之间谈论时一定用中文语法和句法，诉诸日常语言使用的一些默契规则，其中包括省略或违背些许语法规则。因此，不能把“法律人”这个说法太当真！除了职业不同外，法律人都是常人，他们遇到的人和事包括纠纷，与其他常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处理法律问题与常人一样，不是首先搬出法言法语，而是了解情况，包括通过日常语言来获得相关信息，了解包括许多后来证明与法律无关的信息。但信息是否与法律有关不是一开始就能确定的，例如演员李某某的墨镜，与法律相关的重要信息是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来，然后构建的；
是大量的“无关”构建了剩余的那些“有关”。然后才可能从法律角度，即社会法律规范角度讨论某个当事人罪与非罪、过错与无过错，确认相关人的权利义务等。这往往还只是律师或法官/检察官的视角，而许多当事人就是普通人，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也不可能只用法言法语交流。
事实上，无论自身与某个待决法律问题是否直接相关，审慎的法律人，只要有时间和有兴趣，下意识地，也常常会从多个角度考察、分析和评论相关的人和事，在法律之外，还会有道德的、制度的、效率的和社会后果的综合考量。依据严格的罪刑法定和对相关法律文字严格解释，在“许霆案”中，笔者也许会主张其无罪。笔者或许会辩称，“很多普通人，如果是处于与许霆类似的情况下，都会有许霆的行为”。这话甚至会对法官有所触动，即便他最后不接受，表面看是因为“罪刑法定”，其实是因为他不想承担太大的职业风险。因为，说到底，无论法官如何行为，笔者的这一辩称都不是个法律论点。至少在法教义学者看来不算，不是什么法言法语，笔者只诉诸了我们社会中一般人的行为道德标准。但除了应对考试，极少有法律人，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人，只关心法言法语，仅仅依“法”——成文法的文字——治国。
中国古人所谓的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统一。在一些必须有所裁量的案件中，所有法律人都会心中有所斟酌，这样或那样裁决的社会效果究竟如何。
法律文件也不可能仅使用法律术语，无论是制定法还是判决书，或是其他法律文件。首先，日常语言的语法、句法以及语汇是法律文件无法突破的“天罗地网”。而且，这还并不糟糕，因为语词往往有相互界定的作用，并因此有意义生成甚或暗示的功能，是法律词汇理解、交流和解说始终必须借助的。其次，仅为让法官和法律人理解，为让普通人理解制定法或判决书中的法律意义，也不可能甚至不应当过于法言法语，要尽可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例如，婚姻法中的“子女”。在学习法律时，就必须界定它（在今天某些条件下）包括或不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收养的子女，等等。至于金融、证券、财税、公司企业、反垄断、知识产权等众多日益专业化的法律部门，许多所谓的法律术语就直接来自其学科。例如，中国通行的“知识产权法”中的“产权”就明显主要借助了当初中国经济学界对英文“property”的翻译，而没有译作法学界更通行的“财产”，因此在中国的法律界就不通行“知识财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