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国内大循环”：核心思路、路径及投资机会(29)

不过，每当这一规则触发美国社会国内矛盾时，联邦政府都会通过政治的手段进行调节。
如1985年，美国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签署“广场协议”，要求后者四国提高汇率，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该协议签署后，美元又陷入快速贬值的风险。1987年2月，美国又与英法日德等六国达成“卢浮宫协议”，承诺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又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试图缩小经常账户差额，保持美元汇率稳定。
所以，“里根大循环”真正的内核是沃尔克构建的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秩序，而里根的大规模减税、“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特朗普减税以及向对中贸易战，都只是在这一框架下小修小补、维持平衡。
金融供给侧改革“双剑”
控制货币产能与资本自由配置
自从1980年代，沃尔克将美元推上强势位置后，全球经济便在美元构筑的金融资本主义下运转。高货币、高赤字，成为最近三十年多年各国经济的核心。债务危机，也成为飘荡在世界经济上空的幽灵。
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都是有限的，也就是不可能无限供给，更不可能以零成本的方式无限供给。而信用货币就是特例，信用货币的产能可以无限、零成本扩张，同时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又偏向刚性、扩张性政策执行具有时滞性，因此掌控货币阀门的政府或货币当局，更倾向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其短期的政治目标。
另外，1970年代之后，投资银行的兴起，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制造的投资和投机市场，吸纳了大量的货币，以至于传统货币理论失效。经济学家以及货币当局根本无法根据传统货币理论，判断市场中到底需要多少货币。
如今国际市场中，90%以上的美元用于外汇以及金融投机，而非国际贸易清算和外汇储备。2008年至今，全球广义货币大规模增加，但是并未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推高了资产价格。但是投机市场中，在国际金融理论中没有绝对标准衡量，一个投机市场中吸纳多少货币可以界定为资产泡沫，正如房价涨到多高才需要调控。
所以，信用货币的边际扩张特性、传统货币理论的失效，以及政府短期目标的倾向性，导致世界各国都面临严重的“货币的祸害”。
换言之，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把利剑，则是控制货币产能。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著名的《货币的祸害》中强调：“通货膨胀的问题，只是印刷行业的问题。”米尔顿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他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惟一出路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