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3)

学者与政客，自然可以宏大叙事般地对于大屠杀罪恶，进行忏悔与反思，然而这些写入教科书、写入学术著作、写入政治宣讲中的言辞，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那些制造罪恶、实施罪恶、参与罪恶的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代德国人的父母、老师、同事甚至恋人。尽管他们身上背负着历史的原罪，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之下，他们与这种种罪恶的关联，或许只是以完成工作任务、执行上级指令、做好本职工作等机制化、工具化的理性这一言以蔽之。而抛开这样的历史原罪，他们很可能是慈爱的父母、和善的老师、本分的同事与温馨的恋人。
这里出现的两个相互背反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仅仅因为跟父辈的亲密关系，就放弃对于父辈历史原罪的追问？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不是因为父辈的这种历史原罪，就将他们一概妖魔化、罪恶化，甚至于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良善、关爱与本分，也一概抹去、将其置于一无是处的境地？

电影《朗读者》剧照
施林克在小说里，将这一双重意义上的背反追问，展现得充分而深刻。在米夏埃尔跟汉娜相恋时，汉娜的这段罪恶历史，从未在两人的交往中被提及。然而通过汉娜时不时的暴虐发作、人格当中的“独裁”气质，以及她对于自己真实内心与过往的种种隐藏，作为读者的我们，都可以看出纳粹时期的经历对于她生命历程的深远影响。而在多年之后，两人在法庭上再次相遇之时，得知真相的米夏埃尔既深感震惊，又自觉懦弱。米夏埃尔的懦弱，有两个维度——一是他无法接受自己曾经的恋人，是一位参与纳粹罪恶的罪犯，而在这种历史原罪背负之下，他也没有勇气去向法庭揭示汉娜身为“文盲”的真相，从而为她豁免罪责；而另一个维度，则是他跟汉娜的“不伦之恋”，同样有悖当时的主流社会伦理，这种“不伦之恋”跟汉娜纳粹时期的罪恶一般，只能成为二人共同的尘封历史记忆，要为汉娜声辩，就要将这一“不伦之恋”展示在众人面前，作为青年的米夏埃尔，实在无力承担。
然而记忆越是尘封，它对于生命个体自身的影响，就越发强烈。在小说中，米夏埃尔后续的情感生活中，都无法摆脱汉娜对他的影响，甚至就连婚姻也草草收场。作者还不厌其烦地讲述汉娜身上的气味，对于米夏埃尔难以忘却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讲述，情感、记忆与历史融为一体，大历史的罪恶与伤痛，就这样清晰地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既被大家极力挣脱，却又永远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