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6)

《朗读者》一书的深刻就在于：它深刻揭示出建立在科层制、法治主义之下所谓“必备职责”的工具理性，跟尊重生命、尊重人类文明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如果把前者称之为“小理性”的话，那么后者可以用“大理性”来替代。是的，作为现代人、作为社会人，遵守法律、遵从规章制度、认真勤勉工作，理应是本分；问题是，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里，如果法律错了、如果规章制度错了，如果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有悖于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核，我们该怎么办？

电影《朗读者》剧照
如果《朗读者》仅仅停留于此，那么上述议题尽管重要，但其实在过往各类作品里，已经屡见不鲜。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于米夏埃尔这个人物的设定，则能让我们玩味出更多更新的内容。
米夏埃尔是法律系的毕业生，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熟谙西方文明、又修习法律的他，自然更加对科层制、法治主义这套工具理性无比熟稔。然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他的两次怯懦：第一次因为自己的情感隐私与内心冲突，无法站出来说出事实真相，为汉娜豁免罪责；第二次则是通过他的再次朗读，让汉娜学会读写、并给他回信之后，他却不愿意承担文明启蒙之外跟汉娜的任何情感联系，始终不给汉娜写信，让汉娜断绝掉对于自身唯一社会联系的希望，最终在监狱中自杀。

电影《朗读者》剧照
是的，对于法治主义的熟稔，能让我们完美地遵从现代社会里的各项要求，体面地做一个遵规蹈矩的现代人，但是单纯意义上的“不逾矩”，就能够完成我们作为人的种种道德伦理职责与相应要求了吗？米夏埃尔在工具理性支配上的人际间离与情感淡漠，足以让我们反思：尽管在当代世界，类似大屠杀这样的罪恶已经渐渐远去，但我们难道就可以在“遵规蹈矩”的基本要求之下，就豁免我们之于道德、情感与伦理的种种职责了吗？
近半个世纪之前，汉娜参与实施了杀害犹太人的罪恶，以“遵守规章制度”的名义；而近半个世纪之后，米夏埃尔在自身对于汉娜的情感责任面前、选择了退缩与沉默，同样以法律框架内已经尽责的工具理性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