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怀尔德：我们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丝联系(3)

和怀尔德一样，柏林人刘别谦也是30年代世界喜剧的典范。作为节奏掌控和化妆的大师，他以灵活而沉着的方式来表现社交生活中性的元素。但在这些浅表的魅力之外，《异国鸳鸯》（Ninotchka）中还有一种悲观情绪。正如序言：
—这个故事发生在巴黎，
—在那些美好日子里，赛壬是个棕发美人
—而非警报。如果一个法国人
—关上灯，也并不是因为空袭。
捕捉了旧世界慷慨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完全让位于战争和美国实用主义的时刻，而那时有黑暗：
—莫斯科怎么样？
—“非常好。最后的审判很成功。
—会有更少但更优秀的俄罗斯人。”

《大人与小孩》 The Major and the Minor (1942)这之后也被认为是怀尔德式的“愤世嫉俗”。而最终，怀尔德找到了一种平衡来表达战后生活的复杂问题。
他最终说服了派拉蒙让他执导《大人与小孩》（The Major and the Minor, 1942）。当时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正在完成《火球》，怀尔德在旁观摩。与60年代现代主义的视觉实验相反，怀尔德的电影呈现出一种并不花哨的影像效果，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霍克斯。四十年代与编辑多恩·哈里森（Doane Harrison）的密切合作，补充完善了怀尔德的对白和画面水平，也促使了他关于讽刺当时时代的辛辣故事诞生。
四十多岁的怀尔德痴迷于美国文化，并因此有了很大的转变。流行音乐界始终青睐于那些讽刺善变爱情的歌曲。如果说《火球》植根于纽约的街巷隐喻，与雷蒙德·钱德勒合写的《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1944）则是把握住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形象。这时候的怀尔德也展现出了他对各式体裁的自如把握。《开罗谍报战（1943）》（Five Graves to Cairo，1943）作为一部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战争电影，以一种新闻者般的热情讲述了西部沙漠被同盟国攻下的过程。颠覆了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和弗莱德·麦克莫瑞（Fred MacMurray）备受观众喜爱的角色形象，《双重赔偿》对变化中的美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仔细回想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组合：一个犯了偷窃的保险销售员和一位美艳无趣的索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