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是怎样拍成的？(8)

第二仗是关于取景地。科波拉希望在纽约拍摄，但因为工会的规定，这将非常昂贵。制片人拉迪提议将克利夫兰、堪萨斯城和辛辛那提作为备选——也提过制片厂的外景场地。［在作者的一次采访中，拉迪指出找其他拍摄地是因为“有些‘小混混’（其实是指黑手党）告诉我们最好别来纽约”。］科波拉在1970年10月的《综艺》上表示：“我非常想在纽约拍。我想要的氛围是极度纽约式的，鉴于我想把它做成年代戏，如果可能的话——我是说40年代——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具有纽约的那种独特神韵。”拉迪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资金吃紧，我们觉得如果能在别的地方拍摄的话，不必牺牲影片质量也能省下一大笔钱。”最终，制片厂妥协了，电影在纽约实景拍摄。
1970年9月，罗伯特·埃文斯代表派拉蒙宣布：“《教父》将会是派拉蒙在1971年的重头制作。”此时，小说原作已经卖出了100多万本精装本和600多万本平装本，这让派拉蒙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还按照普通的制作规格来拍摄整部电影。200万美元的预算被追增至300万，然后到400万，最终达到了600万。伴随着原作销量口碑的狂飙，科波拉的一意孤行最终盖过了制片厂大佬们的反对之声。
第三仗则发生在选角环节，漫长而惨烈。科波拉回忆，经过大规模的演员试镜（也花了大笔钱），布卢多恩开始怀疑，来试镜的50多个演员怎么可能都不行。他很自然地想到，导演只有科波拉一人，坏事肯定要算在他头上。科波拉自始至终有一套自己的原则。然而，关于选角的争吵让好斗的科波拉筋疲力尽，也让制片厂更提防他了。派拉蒙自拍摄始终都密切监督着科波拉的一举一动，这造成了各方都压力极大的局面。
《教父》的拍摄过程进展得十分艰难。科波拉不按计划，整天犹豫不决，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他整天忙于跟制片公司较劲，没时间做计划。）他不按照常规用拍摄剧本进行拍摄——整部电影已经在他脑中了。拍摄进展远远赶不上进度表，每天都要花掉4万美元。剧组许多成员都不配合，他们都觉得科波拉自不量力。有次在厕所隔间，他偶然听到剧组其他成员发牢骚：“他们上哪儿找的这小子？你这辈子见过这么烂的导演吗？”更糟的是，从拍摄伊始，科波拉就和同样固执的摄影师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干上架了，摄制过程中他曾称科波拉“没干过一件对的事”。
当第一批工作样片（第一批拍摄当晚制作的正片拷贝，用于评估整个拍摄流程）运到派拉蒙时，派拉蒙的高管们一个个无动于衷。虽然科波拉和威利斯精心设计了间或出现的明暗场景，但是根据彼得·巴特的报告，早期的一些样片太暗了，以至于派拉蒙的高管们都很难看清拍了些什么。用巴特的话来说，这种工作方式激化了科波拉“与制片厂之间本就紧张的关系”。白兰度在拍摄与索洛佐会面的一场戏时，一直口齿不清。（根据科波拉的说法，白兰度说即便他是马龙·白兰度，在拍摄第一天也会紧张。）埃文斯听不清白兰度在戏里讲什么，他傲慢地建议应该给这一段加上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