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除了京师、湖广、山东等地的水旱饥荒，云贵、河套、东北边疆的小骚乱，在中国历史上， 实在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40多岁的万历皇帝，与230多岁的大明王朝，都已经走过了他们生命三分之二的时光，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满洲各部正在努尔哈赤的逐一攻破下走向统一，更不用说远隔太平洋的北美新大陆上，英国人刚刚建立了一块名为“处女地”（Virginia）的殖民地。此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仍然没有放弃有一天能够面见中国皇帝的梦想。这个博学的意大利人， 在中国学会了流利的官话，能熟练书写文言书面语。就在这年春天，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终于付印出版，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将成为中国人学习数学最重要的启蒙读物，正如此时刚中进士的徐光启无法预知他日后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的利玛窦也无从知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传教事业，将要交付到与他同样踏上远东行程的一批又一批后继者手中。
其中，一个名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比利时人，不止一次踏上跨越亚欧两大洲的凶险航程，将沉甸甸的行李带到中国，史称西洋图书“七千卷”。

鲁本斯绘金尼阁着儒服素描（左）和油画（右），1616-1617年，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法国杜埃沙特尔博物馆。还是这一年初春，而立之年的金尼阁，踏上了与前辈利玛窦29年前相同的海上航线。今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选择这样的旅途，要冒多大的生命危险。16、17世纪时，东西方交通的条件非常恶劣，海上风暴是家常便饭，就算躲过了狂风暗礁， 还要面对各个海域里海盗不时的出没。据统计，仅1552年，从马六甲向东北航行的船只，就有三分之一遇险。即便侥幸躲过这些外部威胁，在船舱里，因水土不服、瘟疫患病者，也往往使一船人损耗多半。面对前途未卜的航行，几乎每艘航船上都载有传教士，他们既是船员的心灵告慰者，帮助船员渡过一段段生死未知的航程，同时也肩负着拓展基督教海外世界，抗衡日渐壮大的异教世界的重任。须知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传教士们往往又是博学的学者，他们一面享受着受教育的特权， 一面垄断着知识的阐释权，是当时欧洲先进文化的传承者、探索者和传播者，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