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5)

在这笔捐款的资助下，从1616年5月开始，金尼阁离开罗马，先后到达当时欧洲的图书出版中心里昂、法兰克福、慕尼黑、科隆等地，购置了大量图书，还由里昂出版商卡登（Horace Cardon）将教皇赠予的500卷图书加以“豪华装帧”，一律采用大红封面，加印教皇纹章和烫金书名。期间，金尼阁还收到了许多作家和出版商赠送的书籍。在里昂，金尼阁和后来一起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参加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图书展销会，然后经由科隆到达布鲁塞尔。此时，教廷终于批准传教士可用中文译写圣经，这为日后中文圣教图书的大量出版提供了合法依据。

金尼阁1615年在德国出版的利玛窦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初版题名页。图中人物为“远东传教之父”沙勿略（左）和着儒服的利玛窦（右）。紫光轩藏。1617年1月2日，在布鲁塞尔，金尼阁曾给中国耶稣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明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这些书籍和天文、数学仪器的总价值高达1万金币。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及其工作室绘制的两幅穿中国服装的耶稣会士画像，可能就是在金尼阁游历弗兰德斯（Flanders）期间，以金尼阁为模特创作的。金尼阁的“购书之旅”止于布鲁塞尔，没有继续进入当时因宗教战争而贫困的低地国家，为了避免传教遭到当时已经兼并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政权的干预，金尼阁也没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这批由耶稣会士后来带进中国的图书中，并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的书籍。
1618年4月16日， 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1620年7月22日到达澳门，我们在开篇就提到了这段航程的艰辛和生死未卜，整个船上的传教士只有三分之一幸存，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但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终于携书回到中国的金尼阁却发现， 中国正值激烈的“南京教难”期间，政府明文查禁洋教，耶稣会北京住所已被关闭，包括大量书籍在内的耶稣会在南京的财产也被没收。直到1623年以后，耶稣会士才再次进入北京，这批书可能就在这之后运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