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3)

1575年，明朝政府与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在共同搜捕海盗的行动中，一度达成和解，包括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在内的两名西班牙奥古斯丁修士以使臣身份出使明朝，在福建停留约3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拉达不仅随身携带了书籍，还向中国官员展示了装饰有十字架、耶稣、圣母和使徒图像的书签。对于书籍的重视还体现在拉达从福建带回的大量中国书籍上，这些书籍涉及造船、宗教、历史、法 律、中医、天文等各个领域。1579年包括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在内的4名方济各会士悄悄潜入广州城，他们携带的行李中也有书籍和圣像的记载。
16世纪，当文艺复兴运动已遍及西欧诸国，中国正值明朝中后期。晚明出版业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尚奇风潮下，出版商纷纷在图书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求新求异，以提升商业竞争力。此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洋书籍和插图不断进入中国，新奇的西洋图像成为抓人眼球的视觉元素，受到出版商的欢迎，改编后收录在民间出版物中，对晚明以来中国视觉文化的转型产生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在17世纪以前，西文书籍输入中国民间，还远没能形成规模，这种情况直到耶稣会士金尼阁携“七千卷”西洋图书入华，才得到了大的改观。这一次东西交通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初雍正朝的全面禁教。期间西洋图书的大规模入华，带来了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先声：利玛窦与西洋图书入华
16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中，新兴的耶稣会更注重书籍装帧的精美和插图的丰富程度，在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的带领下，耶稣会形成了重视教育、重视书籍出版、重视绘制圣像和印刷插图的传统。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等人在1579-1582年期间曾多次进出广州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就有装帧精美的插图本圣经故事书。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都曾多次在信中要求罗马教廷寄来插图书籍，因为“中国人是甚喜爱看图画的…… 这样很容易解释介绍给他们”。在信中，他们反复强调寄来的书籍要“精印”，且“装订必须精美”，以便通过这些书籍，向中国人展示传教士也来自诗书礼仪之邦，从而与中国人印象中野蛮的西班牙商人划清界限。
早在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抵达肇庆时，他们就携带了几箱包括宗教、天文、数学、地理、建筑在内的西文书籍，这些书籍各种开本大小兼备，丝绒封套、镀金镶边、银勾装饰， 装帧印刷皆十分精美。17世纪初，利玛窦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藏书，后来建于北京的南堂图书馆此时已初具规模，其中更是不乏精美插图本。书籍中印有插图，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该书神圣地位的肯定，插图本自然就成了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准备携带图书时的首选。